杨福泉：在诺贝尔的故乡邂逅东巴经典

　　云南有一大宗民族文化瑰宝流落在西方近十个国家，这就是如今闻名于世的纳西族东巴经。纳西人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创制了象形文字并用它来抒写自己的人生旅程和心路的民族之一，数万卷漂零在茫茫红尘中的东巴经秘笈不仅铭刻了他们与大自然和精灵世界的对话，也记录了他们在漫漫世路的生死歌哭，悲欢哀乐。万卷秘笈，是宗教的圣典，也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之殿，精神之苑。
　　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西方探险家、传教士贸然闯入这长江上游的雪域，蓦然发现这个古老的纳西王国是拥有一种浩瀚的本土宗教秘笈的“象形文古国”，这个发现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于是，来自英、美、德、法、俄等国的冒险家和学者们纷纷走进这个喜马拉雅边缘地区的神秘雪域。
　　从此世界对这一片神奇的文明净土另眼相看，从此，这些深藏雪域净土的古老经典也开始了如敦煌古卷那样漂泊天涯、流离异域的命运。十多年来，我游历欧美多国，十分留心这些东巴经的踪迹，从自己的考察和东西方著名学者李霖灿、洛克、杰克逊（A。Jackson）、雅纳特（K。L。Janert）等人的论著中，知道有1万多卷东巴经流散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之手，像名满天下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都收藏有为数不少的东巴经典。1998年我赴瑞士苏黎世大学讲学，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馆长、著名的人类学家奥皮茨（M。Oppitz）教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西班牙看到了一些收藏于私人之手的东巴经典，是从有“西方纳西学之父”美誉的洛克（J。F。Rock）博士手上辗转流落到这个国家的，这一发现从未见诸于国际上的多种东巴经编目中，奥皮茨为自己的这一发现激动不已，很快通报给国际东方学界的同仁们，并于1999年在丽江召开的国际东巴文化学习讨论会上正式提出了“结成国际东巴经共享联盟的建议”，
　　我应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隆德（Lund）大学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亚洲部的邀请，赴瑞典讲学访问。没料到此行会在这里与从未见诸于任何记载的一批东巴经瑰宝邂逅相遇。
　　飞临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上空，引颈鸟瞰。不禁为它那不凡的美惊叹不已，我曾跑过西洋的不少城市，原来对瑞典人将斯德哥尔摩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心存疑惑。现眼下只见苍苍茫茫的海上漂浮着一片迷离而美不可言的岛屿，从波罗地海逶迤而来的一条条水湾，如轻盈如云的蓝色缎带，在岛屿群间如梦般飘摇，宛如神话中那似幻似真的蓬莱仙岛。岛上红蓝黄灰各种颜色的建筑物掩映在蔟蔟绿林中。海湾里则闪烁着点点如水鸟般的白帆当时我压根想不到，在这个产生了诺贝尔等文化科技巨匠，如今以诺贝尔奖和明山秀水吸引着世界眼光的北欧岛国，也会有一批来自滇西北高原纳西先民的文化遗产。
　　头一天在瑞典国立远东文物博物馆作关于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报告，与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亚洲部负责人哈甘瓦尔魁斯特（HakanWahlquist）博士和资深馆员伊蕾内（Irene。Svensson）女士相见。他们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一个信息，该馆收藏有一些东巴经典，明天我们去该馆访问时可以见到。
　　这一消息很令人振奋，因为如果属实，就可以在国外很多著名学者在苦心寻找和编目的国际东巴经收藏现状上填补一个空白，同时，也可为中国学术界与北欧进行纳西学的合作研究开拓新的一块领域。
　　翌日到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该馆坐落在离斯德哥尔摩古城不远的一个美丽岛屿上，芳草萋萋，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雅静谧。哈甘博士和伊蕾内女士盛情接待了我们。他们已经叫人去查东巴经的具体收藏库房。在去观看之前，首先引我们看了各个展厅，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著名博物馆的历史和收藏情况，其中着重介绍了瑞典大名鼎鼎的东方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与该馆的种种密切关系以及他收集的种种藏品。赫定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学术界和探险界巨星一生与中国西部地区有奇缘，他曾经在瑞典王室和诺贝尔等的支持下，对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内蒙古等西部地区进行长期的探险考察，是震惊国际考古界的楼兰古城的发现者。这个一生被授予11个荣誉博士学位，并成为最后一个获得贵族爵位的瑞典奇人生前的很多藏书和用过的物品，以及他在探险途中所摄的8000多张照片，都收藏在瑞典民族学博物馆里。赫定的一系列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著作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我国多次翻译出版，迄今仍经久不衰。哈甘博士向我们每个人都赠送了一本印制精美的赫定的探险速写集《做为艺术家的斯文赫定》和一本已译成中文的赫定的著作。
　　把如今收藏在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的东巴经藏本带到瑞典的是赫定的一个同事、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费迪南（Ferdinand。Lessing）博士。据说他是从两个在中国的传教士手上获得这些经典的。
　　我与伊蕾内一起核查了该馆的亚洲图书收藏目录，共有14本，现在库房里找到了6本，我们一起去观看。伊蕾内女士戴上薄薄的橡皮手套，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经典摊在桌子上。据我的初步考察，这六本经书全是“斯究鲁究”象形文，其中的两本属于“署古”（祭大自然神“署”）仪式，一本属于“凑古”（除秽）仪式、一本属于“堕拿肯”（放替身）仪式，一本属于“汝仲本”（延寿）仪式。其中有4本经书的封面有彩色缀饰，这些经书的象形文字都写得相当有风格。
　　据介绍，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费迪南在中国收集到这些经书后，曾在一个东巴的帮助下，于1946年在当时的云南腾越（今腾冲）作了初步的翻译。我看到了抄录在一种中国产的练习簿上的象形文字和相应的汉语译文，但没有音标注音。据介绍，费迪南曾经在瑞典民族学博物馆工作，后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大约在1960年左右去世。
　　哈甘博士等对这些象形文经典的意外发现感到非常兴奋，我建议他们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合作，对这些东巴经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和研究，增加音标注音等内容。他们大为高兴，伊蕾内女士决定今年到云南来商谈此事。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有个叫安娜的博士研究生，原来学习绘画艺术，后来对纳西象形文产生了很深的兴趣，曾根据东巴象形文字的素材，创作了不少水墨画作品，她对我们出示了她的一些作品，非常赏心悦目，独具一格。安娜原先曾用电子邮件和我联系过，谈到想来云南学习研究东巴文化的事，这次她多次来听我们的学术讲座，我建议她对这些已初步译成汉文的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东巴经藏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经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学者初步磋商，该馆初步同意安娜具体参与这些经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离开斯德哥尔摩，我赴瑞典另一个古城隆德去参与一个将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参与的学术盛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西南的民族、历史和跨境文化”，我在会上要作的学术演讲是“中国丽江古城汉文化与纳西文化的交融与整合”。春天的瑞典，草长花盛，百鸟清吟，海水共长天一色。我在穿行于茫茫林海的火车上沉思：中国西南的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那上万卷在历史风尘中凄凉无奈地漂洋过海，寂寞地漂零在渺远异乡的纳西象形文东巴经，随着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也在一个个异域他乡发出她们的回声，不断被各国的学者们发现和探研，从历史的烟尘中闪射出耀目的光芒。虽然她们难以身回故土，我觉得，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加强国际间的学术合作，一定能迎得她们神魂归故土，一定能让她们在学者的译解中获得永恒的生命。中国的东巴大师和学者们历经十几个寒暑的努力，现在已经率先推出了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百卷千册《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尽管这1000多册已经全面译注出的东巴经仅仅是丽江图书馆的藏本，
　　但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东巴经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线索，它将推动世界各国东巴经藏本的译解和研究工作，世界各国东巴经典的译解离不开中国的东巴和学者们，这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世界各国的东方学者们，对中国学术界寄予了厚望，由此我也想到：在如今寥寥无几的老东巴已走进风烛残年之际，培养能全面解读和继承这古文明的一代文化传人，是多么重要和刻不容缓的大事。
　　当年中国举世瞩目的敦煌文献大量流失海外，曾有一句使中国人黯然神伤的话在国际上流行，“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国外”。这数百年来使中国学者一提便泪流惊心的“学术伤心史”（陈寅恪语）的悲剧，将不会在东巴文化的研究上重演。这是中国特别是云南文明的一大幸事。
　　原载《中国民族报》2005年2月1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