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公众找不到为自己说话的知识分子

　　中国近年来的舆论不断称，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对称信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被指只为经济利益说话。
　　这些往日被视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近年来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
　　理性地说，经济学家的确不必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情绪。经济学意义上“真理”不见得一定要为大众所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公众对经济学界的不满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当大众意识到经济学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要表露出来。再者，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要代表公众利益的。在任何社会，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公众抱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找不到能够为公众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而且存在于整个知识界。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经济利益说话。这些人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那里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
　　或许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中国目前所谓的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经济上的“左派”，在这两个群体知识分子当中，尽管也有不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总体上说，这两个群体主要以批评为职业。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
　　很难让权力和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来为穷人说话。即使他们能够为穷人说几句话，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穷人的利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欠缺有效的针对较弱势社会群体的政策或者针对这些群体的政策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因而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保持建设性批评。他们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无论是强势社会利益，还是弱势社会利益，因此能够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妥协，协调各种利益，达到可持续发展。（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