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政治体制改革，超越理论

　　吴敏老师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论述，由“回到”改为“直面”，虽只两字之差，但表意确实更加明确。受其启发，我也从直面的角度谈点认识。
　　1977至1997年，是我国历史上最不寻常、最值得认真总结的一段时间。这20年中，邓小平同志以他的非凡勇气和魄力，带领我国民众在经济领域“摸着石头过河”，举国上下改革浪潮如火如荼、好戏连台，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在政治领域，邓小平同志虽然对我国政治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有过那么多尖锐的批评，提出过那么多改革设想，但实际效果却总是波澜不惊，起色很小，表现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极不协调。不仅如此，在政治生活和领导体制上还表现出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其一、1981至1989年，九年间我国党的最高领导人先后移位四人，在我们这样一个讲究政治稳定的国度中十分罕见，在世界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中也少有先例。其二、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倡导老同志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接班。其后，中央和地方不少老领导响应这一号召先后从领导岗位退下。然而，小平同志却在他讲话的第二年（1981年），以77岁的高龄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7年，小平同志已经83岁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还仍然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这个年龄统率军队，举世无双。其三、1989年以后，小平同志尽管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但他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事实上的领导作用，这种类似我国封建社会才有的“垂帘听政”，硬是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活生生地上演着。这三种现象看似与政治体制无关，但件件无不触动政治体制中最敏感的神经。对这些现象怎么评说那是后人的事情，可现实中它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对社会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谁能说无足轻重？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也不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1980年，我国已开始试行领导机构党政分工负责制，当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就具体规定，党委一把手一般不宜兼任省长、自治区主席等政府职务。1982年制定的宪法，突出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同时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权力机构由传统的“议行合一”向着“权力制衡”转变。在人大工作上，代表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逐步体现。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代表团的170多名代表就宝钢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向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等人提出质询，创人大历史上首次质询先河。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还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情况。1988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黄顺兴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和以往“两会”的“一致通过”、“纷纷同意”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他还大胆提出设立“秘密投票处”的建议。当时，黄顺兴高举手臂对议案表示反对的照片曾见诸国内不少媒体，成为中国政治民主的一大象征。在思想与言论民主方面，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观念碰撞异常活跃，各种思想理论层出不穷，其中，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红透整个中国，被称为“站在当今思想界的最前沿，是中国划时代的思想史诗。”然而，这些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曙光的行为举措，却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后销声匿迹、嘎然而止。吴敏老师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直面邓小平，就是要直面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所采取的一种回避态度。这个“直面”很好，也很尖锐，找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不力的问题所在。在此，我在吴敏老师的“直面”之外，从实践性上再补充几点：
　　第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确实触及到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端，按说，有这么好的理论做指导，有高潮迭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先导，有全国人民的强烈改革愿望做动力，有邓小平同志崇高的领导威望做保证，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可是，在1989至1997那几年间，究竟是谁有如此胆量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束之高阁不付诸实施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若把责任笼统归咎于各级领导，恐怕谁都会认为那是贻笑大方。
　　第二、从根本上讲，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勇气，是信心，是力量，是言行一致的精神！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现在缺乏的并不是理论。若说理论，其实从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人物算起，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理论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立意与精神都是一致的，把其中任何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改思想落到实处都非常不错。遗憾的是他们都注重唱功，都不去、或者说很少去付诸实践，即使有所实践，也不愿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都只是在字面上打转，在思想上争斗，在理论上清谈。所以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缺乏的不是指导思想不明，不是理论观点不清，而是缺乏领导，缺乏把已有美好思想变为具体行动的实践和勇气！
　　第三、改革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和权利的再调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权力密切相关，因此当政者这方面的操作就更为谨慎。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文明尚刚刚破题的社会，把国家和个人权力完全分开对当权者来说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对领袖人物，人们对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作为，不仅会听他们怎么说，更会看他们怎么做。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也不是领袖们的理论，而是要超越理论，超越这么多年只说不做的思想纠缠，超越只在抽象层面小打小闹的做法，真正在实践上有所作为，在力度上有所加强，在局面上有所突破，在效果上有所飞跃。这，可能才是老百姓真正关心和希望看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