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何种乔木配故国兼谈领导题字

　　所谓故国，非有乔木之谓也。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所谓老字号，非有名匾之谓也。当然，名家书写的店名，也是老字号风光的一个方面。张裕葡萄酒公司之张裕二字，厚重端庄，气韵沉雄，乃是晚清大文士、两朝帝师的翁同和之手笔，书写已近百年。盛宴抑或小酌之时，有红酒盈樽，把盏细品张裕二字，虽未饮酒，已有微醺矣。
　　书法是中华艺术的奇芭。但论到一件书法作品的价值，其构成因素，愚以为不外有三：一，本身艺术水准；二，年代；三，书家的身份。第一、二点好理解，第三点也是常情，书以人贵么。一个人若有了名，即使书法水平差点，其作品仍很有市场的。但这里就有了一个区别：字以字贵是纯艺术的货真价实，字因人贵就已经成为名人之名的附庸了。当然二者能同一最好：一幅字，写得既有高超水准，书家又是名人，最好是大官，官越大越好。
　　人的高位与字的上品，这二者的同一，在老早前科举取士的时代可能性较大，因为那时当大官的读书人出身的多，而毛笔又是最普及最有用的工具。说到这里，不免要插说几句，就是这二者的同一也有种种的类型，有的是字好、官大、德高、望重，这是黄金组合，如颜真卿、苏轼、翁同和；有的是字虽好，官也大，但其人操行或事迹差了些，如严嵩、蔡京。不过当时人在高位，炙手可热，其字亦热，求赐墨宝的自不少。远如明朝奸相严嵩为六必居题匾，近如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四字，是郑孝胥所书。郑是清末民初一大官僚资本家，投靠袁世凯当过交通银行的行长。前些年交行恢复后，也把这郑题招牌重又挂起，但毕竟遮遮掩掩，不敢大肆地宣扬。由此悟出一道理：艺术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坏官写好字胜过好官写赖字。这是插话，言归正传。近几十年来，这种官与字的同一就少多了。说少多了，不是没有。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几乎个个堪称书法家。毛泽东不用说了，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也都是笔力遒劲，卓而不凡。国家领导人以下的一些高级干部，墨力高深的也有很多，比如舒同老前辈，他自创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了很高的地位。这也难怪，老一代革命家赶上了旧时代的尾巴，国学开蒙，从小受书法训练。但越到后来的大官，这种训练就越少，因为和老百姓一样，都不用毛笔写字了呗。
　　但是就奇怪，虽然时代前进了好几个河东河西，中国人喜欢书法的毛病就扔不掉。不用说家里要挂上一幅以显档次，就是办厂、开店，以至于办学、办报、办电视台，盖楼、修公园、建纪念碑，等等，这么说吧，但凡要搞个单位或戳个建筑物，就必须有书法作品的名头示众。特别是公众性的单位，更是如此。这就得说，咱中国这方块字，还真就适合挥毫拨墨笔走龙蛇，那气势，那韵味，可击掌，可沉醉，可三月不知肉味。你说一个单位，不管是工农商学兵，那名牌当然要追求咱们国粹啦，这就是中国国情啊。所以，不管拿毛笔写字的中国人怎么少下去，也不管书法艺术越来越成为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专擅，这书法艺术却永远不会绝传，对书法的种种社会实用的需求，比如题写名牌，也不见其少，反见其多。
　　于是就有了一个矛盾：这单位的牌子，请书法家写呢，还是请领导同志写呢？
　　这个问题，还真是带有时代特点，因而也就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难就难在前述的二者同一性越来越少了。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
　　为单位（也就是需求一方）计，无非两种情况：
　　甲、追求领导效应，那当然就请大官写。当然也很不容易，必须千方百计。听说北京有专门操办领导题字的公关公司，可见这事也变成了一种营生。
　　乙、追求品位效应，以艺术水准为第一。那当然就请书法家来写。不过就目下的情势看，银子也是不能少花的。
　　这两种办法各有其弊：甲办法弊一是领导人不能老当领导，特别是他如果犯错误下台怎么办？弊二是有的领导人字写得不大好看，有时还很不规范，甚至是错别字，实在有损门面。
　　乙办法弊一是有名的书法家往往钱要的太多，肉痛；弊二是有时不主动请领导人题写本单位名称，显得太不会来事，特别是碰到一个爱题字的领导时。
　　怎么办呢？
　　我想，如果是官办的单位，恐怕琢磨甲办法的可能性大，因为官办的单位一是依附性强，二是有级别，三是需要讲政治，四是无须考虑那么长远。这四点都适合甲办法。而商家则不一样，真正追求自身目标和价值，或者通俗地说，想成为百年老字号的，恐怕采取乙办法的比较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润笔费也只好照掏。
　　当然问题还有供给方即领导人那一面。我倒是以为如果不能兼政治家与书法家于一身（这一点很正常，领导人不必不好意思），那还是少为单位题写名匾为好（题词也可少些。但题词毕竟不象名匾那样显著而易引发议论）。这不但可遮短，而且不给人以话由。还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当你老人家退下后，哪怕是光荣退休，过不了多长时间，你的书法大作肯定会被人取下，改换其他字体的新匾牌。这种事太多了，比如毛主席纪念堂，当初是誰的题名，而今又是誰的题名？其时如果这单位还念你面子，不忍另请书法高手再度制作，也一定会换成一个标准的印刷美术字体虽无特色，起码有着标准美。他们是不会长期忍受被人耻笑的。他们可以沾沾自喜于郑孝胥（哪怕有点子风险），忍受严嵩，却不能忍受您老先生。
　　遗憾的是，领导人对此有清醒认识的却不多。哪怕是优秀的领导人，往往也不能自觉自律。胡耀邦先生任中共总书记时，喜欢到处题辞，结果下台时，这成了他的一个罪状。这让人深为惋惜。其后的领导人中，仍然不乏重蹈覆辙者。我曾在河北一地看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给某电缆厂题写的厂名，竟然把缆字写成了钅览字。字本不好，再加错字，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不言而喻。但也有头脑清醒的领导，如乔石前委员长和朱镕基前总理。乔石大概是他那一茬国家领导人中书法最好的了，但很少为单位和地区题辞。朱镕基更是从不题辞，虽然他的字也不错（因他不题辞，故无缘得见其书法，但见过他在文件上的硬笔批示，笔力十分遒劲）。有一次他到笔者所在市视察，市领导专门笔墨伺候，希望他留下墨宝，不料他只是写下朱镕基三字便掷笔而去。
　　当然，还有一种领导人，字写得大概还可以，便卖字求金，只管现得利，如胡长清副省长。对这种领导人我就无话可说了。不过胡副省长在位时，虽然一时南昌街头到处是胡氏书法，到了他鎯铛入狱时，南昌街头就刮起了铲字风。不过在商家来讲，也许还不吃亏，虽然有点名誉上的损失，但毕竟在千金买字时，已经在别的方面得到了胡副省长的特殊关照，买卖尚属公平。不过从胡长清来讲，名声的损失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