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忙”的经济学思考

　　什么是忙？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指事情多，不得空（跟‘闲’相对）；二指急迫不停地、加紧地做。
　　从现实情况看，忙有两种类型：一指主观忙，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活动，如心累等现象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主观忙本质是一种主观心理活动的产物，具有不可度量性。二指客观忙，主要是指现实中的真忙。这种忙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它不依人的心理活动为转移，具有一定的可度量性。
　　从经济学角度看，忙是一种“经济物品”。忙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生产品。从消费品的角度看，忙为人生提供了一种存在的意义。我忙故我在。忙着并快乐着。人生因忙而显得有价值。从生产品的角度看，忙是个人提供给社会的一个中间产品。正是通过每一个人忙的持续投入，才不断生产出供人们消费的最终产品。对于一个人而言，他既消费忙，也生产忙；忙对他而言是消费功能和生产功能的有机统一。人们喜欢消费忙，但不喜欢生产忙，但二者在现实中又是难以分离的。一个人在生产忙的同时，也在消费着忙；反之，一个人若不生产忙，也就无法消费忙。
　　忙的对立面是闲。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忙与闲的不同选择。是选择忙，还是选择闲，取决于二者的边际收益。在效用偏好结构一定的条件下，最优的决策法则是：忙的边际收益闲的边际收益忙的边际成本闲的边际成本。这里的收益和成本都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而不是仅指物质方面的收益和成本。
　　在现实中，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效用偏好结构，所以，每个人对忙与闲的选择点是不同的。另外，一个人在一生中，其效用偏好结构也是在不断改变的；所以同一个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对忙与闲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目前，中国人忙是一种客观现实。
　　从经济学角度看，造成中国人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口多是一个原因。人是生产力要素系统中的一个独立要素。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如果某一要素的数量增大，其收益一般会递减。在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自由竞争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将使人力要素的收益分配递减。所以，中国人的低工资也与人口多有一定关系。而在低工资和低收益的条件下，人们要增加收益总量，只能靠更多的劳动投入。
　　贫穷也是一个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仍并不是十分宽裕。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人们会更偏好物质收益，而非精神收益，也就是这时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较大，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较少。而闲暇和忙碌相比，闲暇带给人更多的是精神收益，而非物质收益；但忙碌主要增加的是物质收益。另外，改革开放也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大的行动选择空间和主动性；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则不然，虽然人们想忙，但缺少更多选择的机会。所以，一方面，中国人有忙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又为这种积极性提供了可能性，并最终使中国人的忙成为实实在在的忙。
　　社会转型也是诱发人们忙的一个因素。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秩序的稀缺。社会转型会将经济和政治领域原有的平衡打破，这样就会引起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而有混乱必缺少秩序。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秩序的稀缺是一个一般规律，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欧洲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秩序稀缺会导致不确定性，为了对付不确定性，人们必然会在有限的时间内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行动，以争取更多的收入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目前，中国人的忙也与社会转型有很大关系。从忙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人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使人心累、心忙；另一方面，使人身体累、身忙。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这也是加重中国人忙碌的一个原因。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现时更加积极的当前行动和劳动投入，以换取更多收入以对付未来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中国人忙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增加了主观忙；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客观忙。
　　贫富差距拉大也会诱致一部分人比平时更忙。对富者而言，穷者是富者的镜子，穷者的存在使富者更有了危机意识，而危机意识是诱致忙的一个潜在变量。当然，这种潜在变量能否变为现实行动，也与富人的个人偏好有关。在现实生活中，富人的行动选择总是多元的；因为影响富人的变量是多元的。对穷者而言，富人的存在对他们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一般而言，穷者会采取比以前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增加收入。当然也有例为。如有些贫困地区的人，虽然人很穷，但未必人就变得很忙，甚至有些人偏懒。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与这些地方的封闭有一定关系。封闭使这些人看不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从而减少了忙的动力和压力。另一方面，也与这些地方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忙的收益是很低的。一般而言，忙与闲是两种替代产品。人们选择忙，还是选择闲，取决于二者带给人的效用水平的比较。所以，在忙的收益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一部分人选择闲暇也是一种经济均衡。假如忙的收益水平提高，懒汉也会变忙。有很多从贫困地区走出去的人，其行动就是例证。
　　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瞎指挥，也导致一部分中国人瞎忙。如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既浪费了财力，也浪费了人力和时间，得不偿失，对社会造成很大损失。
　　另外，一些单位管理中的不规范也导致一部分人瞎忙。如一些高校的科研奖励政策，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看名，不看实，导致很多教师瞎忙；对社会产生不了任何收益，相反，对学术腐败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一些改革措施的不稳定、朝令夕改也使一部分中国人增加了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也诱致了中国人的忙。
　　从结果来看，中国人忙的效应是多方面的。
　　从微观方面来看，忙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方面；一个是物质方面。
　　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忙满足了个人偏好。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忙碌中度过一生的。长期的忙碌将使忙碌本身习惯化和潜意识化，并渗透到民族的性格之中。对于一个人而言，忙碌本身也具有一种惯性，长期的忙碌将使忙本身构成一个人偏好的组成部分。人们常说，忙惯了就不习惯闲，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一方面，忙也减少了精神空虚。忙减少了未来不确定性所带给人的恐惧和痛苦，从而也使生活更充实和更有意义。
　　精神方面的成本主要有：忙本身是对人性的压抑。人的本质是追求闲，而不是忙。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亚里士多德说：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在闲暇中，人才能真正体会存在的本质。所以，一方面，我忙故我在；另一方面，我闲故我真正在。
　　物质收益主要是指增加了个人收入。这多年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一方面应归功于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忙的结果。
　　从宏观方面来看，收益主要表现在GDP增加方面。这些年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一方面源于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人的勤劳和忙碌。忙的宏观成本是：忙并不能保证财富的分配一定合理；忙很可能导致宏观低效率。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存在某些制度约束。如高投入、低产出就是这种情况。再如有的学者研究后认为，中国人勤劳而不致富，这里深层次原因也与某些制度约束有关。所以，在制度存在约束的条件下，忙有可能只表现为瞎忙；并且有些人在忙着，有些人却闲着并享受着忙的成果。
　　从发展的角度看，理想社会应实现忙与闲的有机统一。忙与闲的分离是社会不均衡的表现。
　　在奴隶社会，忙与闲的对立是赤裸裸的。一方面，奴隶主有太多闲暇的选择度；另一方面，奴隶却没有任何闲暇的选择，并且奴隶的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忙。马克思说，在奴隶社会，奴隶的全部时间就象牲畜的的全部时间一样都属于奴隶主。
　　在封建社会，忙与闲的对立是建立在等级特权制度基础上的。当然，封建社会忙与闲的对立与奴隶社会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到的形式。”“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领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的表现为追求徭役的天数。”
　　在资本主义社会，忙与闲对立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恩格斯说：“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184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
　　目前，在社会主义中国，要真正建立一个使人休闲的社会，仍需克服许多方面的困难，如要大力减少人口、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体制、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但关键途径在于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均衡。
　　制度均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均衡；一种是现实制度演进所导致的实际均衡。
　　从理论上讲，理想的制度均衡应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道性；二是竞争性；三是公平性；四是和谐性。
　　所谓人道性是指，制度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制度的着眼点应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更体现人性化的要求，应对弱者实现人道主义关怀。制度的人道性是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制度的人道性才能使忙更具目的合理性。
　　所谓竞争性是指，制度建设应当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发展，才会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和生产手段，才会有更好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供人类享受。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是不应排斥竞争性的。当然，竞争有不同种类。理想竞争制度应当提倡正当、理性、有限度和有秩序的竞争；而不是不正当、非理性、无限制和无秩序的竞争。只有理性竞争才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而非理性竞争只会导致破坏。所以，合理的竞争才能使忙更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效率。
　　所谓公平性是指，制度应当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不能有例外和特权存在。公平是社会的秩序之源和稳定之源。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公平，就意味着将最终失去秩序和稳定。从历史来看，社会动乱大都发生在公平严重缺乏的时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严重缺乏公平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最终结果是奖懒罚勤，造成经济上的低效率和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当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社会不公平问题目前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所以，公平性是忙实现有效率的一个保证条件。
　　所谓和谐性是指，社会制度体系应当具有有机性和可持续性，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佳的运行状态。这里制度的和谐性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三是人与自身，即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与自然长久的共生共存，应当力促人与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们在利益格局中的合作与协商原则，而不是动辄以斗争或其它破坏性的手段来解决利益问题。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有利于每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和谐性也是实现忙的效率和目的的一个保证条件。
　　上述理想制度均衡的四个条件总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系。人道性是制度均衡的目标；竞争性是实现制度均衡的动力源；公平性为实现制度均衡提供了秩序和稳定保证；和谐性是保证制度均衡长期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
　　当然，理想的制度均衡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而现实中的制度均衡都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实的制度均衡并不总能与理想的制度均衡等同，有时二者相差的距离会相当大。
　　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对强势利益集团的有效制约是关键。现实中的制度均衡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性。在任何社会权力体系中，总存在强势利益集团，这个强势利益集团对制度演进的影响是巨大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多因素的。基于财产、规模、合作、声望、军事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强势地位。由于强势利益集团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追求者；所以，由强势主导的制度变迁其最终结果必然有利于强势集团。所以，要实现从现实的制度均衡向理想的制度均衡演进，关键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制约制度体系。但有效制约制度体系的形成本身又受强势的主导，所以任何有效制度的形成，都将面临着一个艰难和二难的选择问题。
　　从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看，有许多因素有助于促进制度体系向理想中的制度均衡状态演进。一是分工制度的发展。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分工，而权力的分工本身就有助于对权力的互相制约。当然，分工也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但分工本身对滥用权力也有制约作用，因为滥用权力对分工各方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社会的多元化。多元化有助于制衡机制的完善和建立。三是人类理性水平的不断提升。这有助于利益主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四是社会越来越关注政治权力的改革。政治权力是社会的核心权力，政治权力集团是社会的最强势集团。要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状态，对政治权力集团的制约是关键的关键。五是合作化与组织化的发展。合作化与组织化再加上多元化，将对实现理想的制度均衡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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