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新青年》：启蒙与“人”

　　透过历史的浓烟回眸，已经逝去的过去犹如梦中重返。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来说，现实的挫败使它与历史拉开的距离更多的只是时间刻度，它因“超越”的局限而更强烈地与历史交融。因此，对历史的回眸不仅仅是“回忆”和“纪念”，而是力求继承与超越。
　　《新青年》的出现代表着“现代性”的一种努力
　　似乎只是历史的一瞬，《新青年》这本在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杂志自诞生以来，距今已整整90周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巨人焦灼的呐喊也回荡到今天。提到《新青年》，在国人的反应中，总离不开“五四精神”、“启蒙”、“民主”、“科学”等“关键词”。仅仅从这些“关键词”去看，《新青年》的出现代表着“现代性”的一种努力。
　　西方走出中世纪虽有激烈的“启蒙”与“蒙昧”的交锋和社会革命，但毕竟与它的历史文化精神和社会结构呼应。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符合某些历史事实（比如英国）。而近代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则因西方人“船坚炮利”的强烈刺激，注定了是一条“自觉”之路。这种“自觉”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清醒认识，到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失败的无奈，逻辑地踏上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启蒙之路。1915年，流亡日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决定创办一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杂志。承担“启蒙”重任的《新青年》应运而生。
　　“科学”、“民主”无异于撕破思想黑暗、制度黑暗的一道闪电
　　按康德的意思，“启蒙运动”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种“不成熟状态”即“不经别人的引导而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扩展开去，它也即“人”的沉睡，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主的、独立的理性个体，其尊严来自于自由和对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权利，而不是对外在超人实体的依附和屈服。而这样的“不成熟状态”，正是仍然沉浸在“三纲五常”之类陈腐教条、被专制制度所“驯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特征。《新青年》的“反传统”、与传统决裂的态度不言而喻，因为“启蒙”所置身的环境已决定了是用引进的先进思想文化观念来“改造国民性”，而不是唤醒已经沉睡的优秀文化传统，进行一次可以扭转乾坤的“文化复兴”。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此“人权”即后来之“民主”（democracy）。尽管我们现在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与陈独秀，以及当时的知识群体存在一些区别，但它们无异于撕破思想黑暗、制度黑暗的一道闪电。所谓的启蒙，即从文化心理上、思想观念上重塑中国的思想文化生态与政治文化生态？？？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否认他们当时激进表达背后的文化焦虑。
　　《新青年》的启蒙一旦存在，它的巨大影响就已成了一种集体的记忆
　　《新青年》这本杂志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启蒙从纸上开始，进入社会，最后进入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但由于“民主”在理解中的某种结构性的缺失，自由精神的脆弱，也开始了异化。此后，《新青年》停刊，从载体上走完了它的旅程。再往后，启蒙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度销声匿迹。但正如任何意识都只可能被压抑而不可能被消除一样，《新青年》的启蒙一旦存在，它的巨大影响就已经成了一种集体的记忆，时势一到终会被唤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就承袭了这样的“精神谱系”。
　　在今天，“科学”已经形成“观念”，已经强劲到可以用“不科学”来作为批评别人的利器，尽管“不科学”并不等于是错的或不好的。而“民主”虽已形成“观念”，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新青年》想把沉睡的“人”唤醒，那么，对它的纪念不能不认同这样的逻辑：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没有民主，人是不是一个符合理性规定的“人”，还必须打上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