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萍：两孩新政亟需解决女性后顾之忧

　　两孩新政顺应民心，引得一片欢呼，各种议论纷纷登场。主流话语中专家们的分析更多从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创新、养老、人口结构、家庭抵御风险等话题谈及，但少有人从性别的视角、女性的利益出发评论分析两孩新政。女性生育主体的意愿、利益、热情、困扰、权利没有体现在设计者与专家们的话语体系中。
　　专家们谈到二孩政策放开后，每每谈到的是经济效益：每年将会新增人口250万，每个孩子每年消费以3万元计，将有750亿元的新增消费，每年新增GDP0。5左右，因人口资源的利用，保7目标基本实现。
　　当看到这样的话题、数据和侃侃而谈时，笔者感到的是一种遗憾，因为人在这里变成了被赤裸裸利用的资源，而不是目的。特别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不考虑她们负有人口再生产责任同时的利益与权利，不考虑由于再次生育给她们事业带来的风险、经济带来的压力，养育孩子带来的漫长劳动付出需个人承担。
　　既然人口结构、孩子出生对国家未来政治、经济、文化、文明、种族、创新意义重大，国家、社会与个人就应当共同承担起对母亲、儿童经济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责任。女性生育为延续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口时，其自身的经济不仅不可能每年增长3万元，很可能会每年失去3万元；基于新的人口资源理念，减轻家庭与母亲的负担，才可能保障生育的进行与女性对生育的热情。因此给予母亲、儿童阶段性的福利与低廉的医疗保障将成为必要。
　　同时，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生育对于她人生的规划与事业的发展可谓动一发而牵全身。女性的职业与事业不仅是她们自身独立的基石，更是她们发展与追求的保障。女性的职业与事业，最能体现女性的成就与贡献，女性社会的能见度与力量，是性别平等的保障，因此政府与社会应该创造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
　　生育两孩必将中断、扰乱女性的个人职业计划，这时国家要保证她们不会为生育两孩失去职业；国家要保证任何机构不得因生育辞退、解聘她们；要保障有足够且带薪的产假；要给予父亲产假以减轻母亲育儿的负担；在母亲中断工作重新就业时要得到优先照顾。只有有了这些福利、职业保障与照顾，才能消除女性因多生育而承担的生育风险、事业危机、发展困顿、传统性别观念回归的担心。
　　从家庭角度来说，父亲要与母亲分担养育孩子的劳动，过去那种父亲只是旁观者与享受者的角色的做法必须改变。对于孩子来说，也不能养成孩子过分娇惯与依赖的习惯，应该让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们需要重新学习与定位家庭中每个人的角色，以每个人的独立而不牺牲任何人的发展为原则。
　　总之，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绝不能因为家庭的幸福、国家社会人口合理结构的需求，而牺牲母亲的利益，女性的事业。社会要改变生育、养育孩子是母亲事情的旧观念，为此而牺牲女性全面发展的需求。
　　所谓女权即人权，事实上正体现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人权体现的正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自由选择，人人都是重要的，不应该被浪费的，女性也包括在内。如果我们不改变旧的性别观念，社会和家庭就不会分担女性生育、养育的负担，增加女性因生育与养育所需的福利。
　　因此，将性别视觉纳入两孩新政整体配套设计成为重中之重，这样女性的生育才能真正变成一件对国家、社会、家庭、女性都有利的事情，女性的生育热情才能被调动起来，最终实现人口合理结构调整的设想，否则将会出现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的人口负增长的困境。
　　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女性响应者大大低于预想比例，已经提醒社会及男性，如果不解决女性的后顾之忧，女性就没有生育热情。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