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青羊宫道观正殿毗连的农业展览馆皆被水利厅临时租用为外业系统的“整风反右”基地后,对外一概封闭,致使这处道家祖师灵位也随之断了香火。而水利厅的“反右”高潮也是在我被揪出之后才真正掀起来的。 我的《我也想鸣一下》是跟随类似编者按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稿件》同时面世的。之前早己打点停当的数千份铅印件则迅即发往全省地、州、市、县、区、乡的水利水电部门了。我立即成了这个系统的众矢之的。反正,由厅本部先行揪出来的“一小撮”,诸如李紫翔厅长,孙锦教授,叶嘉禾主任工程师,和党辨主任朱柏彬等,尽都退到我的身后去了。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巨辐标语,那充斥辱骂和丑化的打油诗和漫画,顿时叫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剩下陆小骥“向无产阶级投降”的份儿了。其实不然,我对这些公式化的平庸之作,包括不少下流的东西,皆一概嗤之以鼻,且不时张贴《我的回答》或《我的抗辩》之类。平庸者们驳不倒我。我自信我有真理在手。于是,各种型号的批判会就变得更加频繁了,但是,他们除了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时尚词汇之外,诸如反动透顶啦,顽固不化啦,狼子野心啦即使造诣甚高的整人专家也是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的。他们在逻辑上老是很蹩足。这也难怪,倚权仗势者就是这个样子的,换言之,真理总是不会攀附权势的。由于我有舌战群儒之勇,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每当回答问题时,尤其到了情绪激愤时,我还会乘机将“毒草”文中未尽之意,再倒一个底朝天,看看金健拿我这个牛犊咋分尸。例如,我说我就是欣尝欧美的民主制度;还非常赞同铁托的这个观点: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是使得这种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我认为陶里亚蒂也是说得挺好的,斯大林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行,是破坏法制的滔天罪行我还说,我特别希望毛主席能将斯大林当作一面镜子,切莫再用错误的办法来搪塞错误,例如,抓胡风坐大牢本来就是不对的,放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要整治敢于声张正义的人士呢?曾几何时,你老人家不是如此鼓励“鸣放”的吗?不是还特别要求“党团员带头鸣放”的吗?不是还口口声声高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现在又该作何解释呢?恐怕只说一声“阳谋”还是不够吧!反正我是想不通,没法子低头认罪,除非砍下我的头!一时间,我真是嚣张极了。 金健们对我的嚣张气焰恼怒不已,先是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并定为“共青团叛徒”,其主要依据不仅仅是我的“反动文章和反党气焰”,而是我曾经还有参加民主同盟的意愿。这不能不算露馅了吧。在权贵们的心目中,曾经一道浴血反蒋的“民主党派”如今己是政坛上的敌对势力了,因为毛泽东己经拿下天了,其它党派尤其是“民盟”该遭灭顶之灾乃属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据说,最最可恶的就是这个“章罗联盟”,而我想参加“民盟”则“正是想巴结这两个反动头目”。我知道他们如此抬举我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好把我摔得粉身碎骨吗?至于共青团,我本来就不愿加入,开除就是啦,老子才不稀罕呢。由于始终扑不灭我的“嚣张气焰”,金健们就提前宣布我为“右派”,但我却死活不签字,死活不写“认罪书”。我一再向判官们质问我何罪之有?“言者无罪”是谁说的?并一再强硬表示:我既然敢于无视骗局,敢于自投阳谋罗网,那就不会随便低头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青年何辜?遭此荼毒!”请问这话又是谁讲的?为何拿下江山就变啦?我常常问得众人哑口无言。 为彻底打垮我的“嚣张气焰”,水利厅立即倾尽全力,专门为我,为一个刚过21岁的年轻人筹备了一场万人批判大会。这属该厅空前绝后之举。所谓万人,也不无虚张声势之嫌。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在如经幡招摇的款款白纸横幅之下,我举目环顾,尽管展棚之外的条状空间皆是一片又一片的黑压压,但充其量只有万数之七、八成而已。管它娘的,即使超过万人老子也不怕,去你妈的! 实事求是地讲,当年的批斗大会比后来的“文革横扫”文明得多。我是在几名专案人员前后左右的押送之下步入会场的,还可坐下听,没挂黑牌子,没戴高帽子,没坐“喷气式”。主席台上的就坐者,正是我在文章中特指的“一长串三大主义的化身”。大会则由我尊敬的两位专家(也是我的顶头上司)金科长和巩科长轮流主持。而事实上的主持人则是金健副厅长。他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总导演。他首先作了批斗动员,调子定得很高很高,他说我不仅是言者,而且也是行者;不仅在客观上成了全厅右派尤其是青年右派的总头目,而且在事实上也组织了一个“反动小集团”,“有计划有目的有纲领”。《我也想鸣一下》就是公开抛出的反革命纲领,必须首先批倒批臭。他还特别强调这家伙人小鬼大,言论特别恶毒!接着,他就一字不差地将“三大主义化身”背诵了一遍: “这家伙诬蔑咱们‘水利厅三大主义化身就可排成一长串队伍,他们的气焰像一层层愁云惨雾,长期笼罩着青年们的思想领域,使人动弹不得,否则,就有之流的人跳将出来,指着你的鼻尖,口沫横飞地唾骂道:你敢反对我?你敢反对老子?你敢反对党?!’大家讲讲,这恶毒不恶毒?简直恶毒之极!” 金副厅长煞是义愤填膺,以致咬牙切齿,竟向桌面猛击一拳,宛如乐团指挥,将一片片黑压压的口号声浪推向了高音区: “坚决打垮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坚决揪出反动小集团!”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对这些嚎叫并不在意,因为我已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大不了就是咔喳一声,走进高墙,为真理赴难。所以,轮番上台“批判”我的鹰犬究竟讲了些什么捞什子,我连一句也记不得了。狂吠与嗥叫是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不过,令人遗憾的乃是中国历史竟被这类狂吠与嗥叫淹没了很长一段时间,远远超过了五分之一世纪,至今尚有余音可闻,且有新调,诸如呼唤“二次文革”的嚎叫 在那次批斗进程中,令我意外并震惊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被勒令上台的萧文竟完全失控,他将我俩平日的“私房话”也倒了个底朝天,甚至还有加油加醋之嫌。他揭发道: “这个右派还对我说过,一旦章罗联盟得逞,他要先杀金厅长,后杀牟罗汉!”(牟是支部书记兼队长,毕业于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是金健的宠儿。) 为了让萧文过关,我对他揭发的这类东西只好默认了,因为我并未真真切切地割下金副厅长的驴头和牟队长的猪头,充其量只属思想反动而己,仅此而己。若只拿“而已”却是无法定罪于我的,充其量只能给世人造成一个错觉:这小子的确是个青面獠牙的反动分子,集中体现了右派的反动本质,但最终还是仅此而己。不过,萧文此举却反倒是害了他自己。他实在说得太多太过了,且无任何人证、旁证和物证,既经不住别人多问几个为什么,也经不住我的一口否认或反咬。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了离间计。其实,一开始我就把他推得远远的,谁知他竟将他烧毁日记一事也拿来坦白交代了,几乎把烧掉的内容背得一字不差。由于给我看过,他怕我检举揭发而失去坦白从宽的机会。真笨哇,萧文,你个聪明绝顶的萧文呀!为啥一下子就被吓傻了呢?仅就日记论,他也可谓才华横溢兼“反动透顶”了,诸如“平庸和隐忍是多么地愚蠢!我的心潮己如大海的狂涛,面对邪恶,我愿操持反抗的宝剑,选择死,让热血抚慰我的灵魂!”等等。但是,这颗聪慧的心灵却连长矛也未曾举举就自投罗网了,比我还不值。而我的另一位同龄好友欧阳策就做得聪明多了,被勒令上台后,他不惊不诧,讲得天衣无缝: “听了大家对这个右派的揭发批判,使我深受教育,认清了他的反动本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由于同他有共事关系,我又是团干部,必然同他有接触。现在,我要坚决同他划清界限,肃清他的流毒。我本来是个测量工人,是党一手把我培养成技术干部的。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要在大风大浪中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同右派斗争到底!” 漂亮!我与欧阳之间不会再有太大瓜葛了。麻烦的还是萧文,我究竟该把他托举上岸,或者反咬一口呢?啊,他毕竟才刚刚结婚啊你是不是被新婚搅得晕了头,萧文!你为何对我咬得如此愚蠢,又如此絶情呢?啊,友谊,风暴中的友谊呀,你究竟还有无一分价值呢? 那夜,我又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