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乱世天堂》（三）

　　
　　《妙龄女郎》修订脱稿后，因工作需要我未能参加省级机关首批“鸣放”。我接受的紧急任务是负责测绘名山县百丈水库库区和部分灌区。这处位于盆西雅安台地丘陵区的百丈关乃是小有名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曾在此关打响过直指成都的百丈关战役，也是该军在四川的最后一役，据说正是因为此役的失败，才正式宣告了张国焘反毛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决定翻过夹金大雪山的英明决策才最终导致了长征的成功与辉煌。但，历史的沧桑与山水似又无涉。在这片迷魂阵般的小丘陵与小冲沟构成的复合地貌景观中，展现的景象依然是祖先留下的水车，水磨，以及淡淡的炊烟，还有贫穷和蒙昧，静得出奇。要不是憨厚的房东从百丈场替我们携回了一大撂过期报纸和家书的话，真会叫人忘了天穹之下还另有一个热闹得很的大千世界呢。
　　当晚，在豆大的油灯下，我全然忘了昼的疲劳，逐月逐日地翻阅着正在这片冰川台地之外发生的事情，当读到最后几张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子。
　　啥？《这是为什么》！啊，这又是为什么？！不是口口声声鼓励“大鸣大放”吗？不是口口声声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别人才说了一点“天气”和“党天下”之类的话就受不了啦？这算哪门子气量呢？还说“言者无罪”呢！
　　可笑，不，简直是在耍赖皮，把工人农民也搬出来了，哟哟，“工人愤怒了”，噫噫，“农民讲话了”。这纯属捉刀代笔强奸民意！我就不信，我就不相信眼前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会讲什么话，问问老房东吧，他曾冒死为红军送过粮食呢，还见到过朱老总呢，该不乏阶级觉悟吧？
　　于是，我的义愤，我的不平，我的厌恶，就顿时化作了一股子野性冲动，立即提笔成篇，名为《我也想鸣一下》，同时，毛在我心中的高度也完全下降了，何况我对他的那份向阳之情本来就不深，且带有莫名其妙的宗教情怀在，很难经受住理性的观照，骨子里，我始终难以接受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制造的各种胜利与辉煌，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在大陆的胡适，批判故纸堆中的“红学研究”，直至批了胡风抓胡风。如今，他仅按书信对“胡风分子”治罪还嫌不过瘾，竟要以言治罪了，不，竟要诱言治罪了！这是哪门子规矩呢？除了权术和阴谋之外，又能是个什么东西呢？哼，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还提倡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还说什么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呢，可笑哇，除了可笑还剩什么呢！
　　面对阴谋，面对不公，面对丑恶，面对陷阱，我的愤怒近于疯狂了！哪怕粉身粹骨，也要誓死一搏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历代雄魂的正气在召唤，有自我完善的人格力量在鼓舞，哪怕明知以卵击石，哪怕手中只有一杆愁容骑士的长矛，我也要举它一搏了！次日清晨，我托房东寄出了《我也想鸣一下》：
　　“对于常常奔波在野外的人们来说，能读到一些过期的报纸也可算作一种幸运了，这似乎己经成了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最高享受。眼下刚刚兴起的‘大鸣大放’当然是最为值得关注的。自一九五五年之后，人们敢于如此吐露心声也是很不容易的，应当高兴才好。何况言者所言之事尽皆属实，不足者，尚有几分吞吞吐吐而己，此为顾虑。英明者应当鼓励才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嘛，何况诊治三大主义是需要几付猛药的，因为患者的病情已是不轻了，官僚主义的横行早就惹得怨声载道了。这是事实。那么，为啥不对这个令人堪忧的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呢？为啥反而对言者问起了为什么呢？而且火气又是如此之大，把做工者和种田者也都抬出来了，据说他们的‘肺都快气炸了’。我就不信。杜撰也该讲点逻辑才好，否则将会贻笑大方。不过，这种疏忽也多少可以叫人看出当初鼓励‘鸣放’的初衷，什么知无不言，什么言者无罪，全是假的。而目的是什么呢？莫非竟是日渐升级的棍棒交加？莫非竟是用这种手段来繁荣学术与创作？倘如此，中国的命运就实在可悲了。
　　“我非俊杰，难识时务。这或许与本人年仅二旬左右的血性和傲骨有关吧。虽然明知此时，明知此时棍棒交加还鸣还放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我却不怕，我有话就要说，我认为良知和正义比什么都重要，与其虚伪地生存，不如真实地灭亡。所以，我要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要碰的事情都是敏感问题，尽管片面和偏激在所难免，但我的态度却是真诚的。我只愿做一名诚实的共青团员。
　　“先说说被攻得最猛的大毒草‘党天下、清一色’吧。我认为它在现实生活中乃有其合理的内核，与宗派主义近义，与独立王国同义。例如，在咱们水利厅，三大主义化身足可排成一长串队伍，他们的气焰像一层层愁云惨雾，长期笼罩着青年们的思想领域，使人动弹不得，否则，就有金健之流的人跳将出来，指着你的鼻尖，口沫横飞地唾骂道：你敢反对我？你敢反对老子？你敢反对党？！而现实生活中的‘以人代党’和‘以党代政’也正是‘党天下’在这种逻辑和调门中的细化与延伸而已，以致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代表党，即使此人品质非常恶劣；以致任何一级党组织皆可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即使第一书记并非本部门的行政首脑。水利厅的现状就是如此。金健这个二把手是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徒有其名的一把手则是事实上的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是党外民主人士，只可当傀儡，作摆设。故此等人士抱怨有职无权乃绝对属实，但我相信他们乃毫无争权夺权之意，人们只需看看他们那付唯唯诺诺的模样就够了。而今，人家有机会抱怨几句又有啥？还不是仅仅为了保住一点士的脸面而己。可怜，真可怜，掏句心窝子话，我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感到羞耻。如果上述实情只局限于水利厅的话，到还不能足以充分证明‘党天下’有其合理的内核，因咱水利厅毕竟还有一名党外一把手作摆设。假若作个统计，在村以上的行政首脑中又找得出几个党外人士呢？即使有几个，他们是否又是有职有权呢？我估计未必会比水利厅的行政一把手好多少。这种客观规定性无疑是入党做官的动因，故‘清一色’也就在所难免了，它己成了当今中国的现实。而这种现实的弊端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乃是格格不入的，以致选举成了钦定，各级‘人大’和‘政协’皆成了橡皮图章或政治啦啦队。国，为一党之国；党，为一君之党。共和对中国仍然是个梦。既如此，三大主义还能根除吗？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吗？！显然，芸芸众生立命之安否，乃唯有寄希望于明君了。这是当代中国的耻辱。试问，一旦君庸不明又该咋办呢？可断言糟透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该无辜者自认倒霉了。一九五五年的文字狱不是极好的证明么？仅以抄查的私人信件为凭，兼以‘按语’为据，即可逮胡风们进大牢等等，不可不谓是一桩奇冤兼笑话了。试问，治思想以罪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内部肃反’的法律条文在哪里？是否就在一个个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先例里？若不是，无论怎么说，也是不致于把我这个十多岁的乳臭未干者卷入到这类悲剧之中去的呀。就我当时稚嫩的心灵而言，霍然囿于那种阴森恐怖和谩骂威逼之中时，本如葵花向阳的心灵也快被逼成真正的反革命了！几乎不甘忍辱而只想以死相拼了。这说明政策的错误和法制的荒芜将会逼出多少对立面，毁灭多少无辜者，不是反革命也会被逼成反革命！我认为流沙河说‘肃反’运动‘一半是阶级斗争一半是开玩笑’并不荒唐，他还讲得太客气了，可说完全是在开玩笑，是拿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希望目前这个玩笑不要开得太大了，还是好好听听逆耳之言吧。”
　　刚刚寄出此件后，有个直觉很快告诉我：你即将倒下了，陆小骥。但，我会站着倒下的，我仿佛看见了横刀向天的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