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祥京：贫困县的八十年代

　　
　　农夫口述，谢祥京整理
　　
　　《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对人类，永远适用。
　　中国大陆的农村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或许你们今天什么都不是。有民谣曰：“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发慌”。饿得发慌，你们还能做什么？还能侃什么？
　　“饭是钢”的民谣，过来人都不会忘记。
　　农夫的好友谢几何先生从1957年一路走来，见证了“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噩梦初醒的他，才华显露，兴奋之余，做了一首七律新诗：“夷望溪前一叶舟，白发渔翁共渔妪，做秀歌舞称盛世，群体弱势哀穷途，扼腕书生空浩叹，捕蛇农夫枉悲秋，千年皇帝千年盗，百代秦政百代仇。”
　　这首诗，当然是过去式的写照。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对于中国人民的种种苦难，伍小戈老乡讲得好：“在我们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个年代，这是个任何物资都按计划供应的年代。无论是去饭店还是去商店，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票。什么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肥皂票，几乎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些票，你什么也买不到；这又是个充满恐惧的年代，你只要说错一句话或写错一个字，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有被抓捕被判刑甚至被枪毙的危险；这还是个极度贫乏、极度禁锢的年代。吃不饱饭，也没有书读，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普遍精神空虚。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却还以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们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农夫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当选”为平江县向家镇金山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七八年，当乡镇企业兴起时，又被调入向家茶厂当厂长，一干又是十几年，辛辛苦苦不用说，身为基层干部，对农村的变迁与改革还是有地道的发言权。
　　“文革”结束不久，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农奴”也获得了第二次翻身。小小的翻身，也可称华丽转身，回头是岸，可喜可贺！当年，集体还是集体，农村自留地的蔬菜瓜果却长势喜人，赤橙黄绿青蓝紫，老农对天长叹：当官的，该睡醒了！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60年，有一个村子，有一户人家，有一人患了麻疯病，全村人都紧张，好心的生产队劝这家人都搬到山上隔离起来，并给了点粮食与种子，让他们自生自灭。可一年之后，被隔离的这家，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红光满面，山下的村民却饿得皮包骨头，还牺牲不少。
　　农夫倒是认为，那些瞎指挥的狗官，昏睡百年才好，你不管事，农民则能丰衣足食。农夫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耘播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只要政府少管闲事，市场的调节与需求会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迸发出巨大能量。政府一放手，粮食、蔬菜产量开始翻倍增长。城外在变，城里也在变。由饥不择食到能填饱肚子，渐渐饮食结构，由“主食型”转为了“副食型”，人们终于有选择的余地了。
　　“合船漏，合马瘦。”这么浅显的道理老百姓都懂，偏偏皇上不懂？还是别有用心？
　　中国人并非不懂市场经济，老祖宗留下的《清明上河图》，亦说明了布衣之士并不蠢。《清明上河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画。
　　《清明上河图》画卷描绘的是当年汴京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景象，真实生动，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优秀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绘的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如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商贸活动。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清明上河图》亦体现了中国古代典型的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万物生长靠太阳，但靠的不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不能乱来，靠的是风调雨顺，靠的是阳光雨露，靠的是“水、土、肥、种”，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常识，靠的是极普通的农业常识与科学知识。今天，亩产十几万斤粮食的牛皮，人民日报再也不敢吹了，至今想起，还是报人的耻辱，文化人的羞愧。神奇的国度，全球通吃，还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数不清的宦官、贪官、傻官、恶官，祸国殃民。当然，这一切渐渐远去。
　　中共建政之初，盲目学习苏联，狠括共产歪风，吹得田地荒芜；意识形态的荒谬绝伦，居然使和平年代，饿殍遍野，几千万人还不够上书吗？杨继绳的《墓碑》，我们也读过。
　　优秀的共产党员任志强曾说过：“改革前的30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地主常常是因为劳动致富，富农常常是因为劳动致富，中农也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因为他们富了，所以他们被打倒了，所以劳动致富在改革以前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耕者有其田，不是从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说由你拥有财产多少来决定的。
　　工商业改造的时候，我们消灭了私营经济。温水煮青蛙，最后用大概六七亿的股息的名义没收了23亿左右的财产。我今年都在看一本书，叫《读史求实》，杨奎松先生写的，其中也谈到了三反五反时期，毛主席说用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极大的私人资产。
　　又有反右，消灭了我们社会的良知，让百花齐放变成了没有人敢说话，于是我们今天只好用微博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还都是匿名的。
　　大跃进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办法，当时我们提出要生产1074万吨钢，结果动员了9000万人，生产了400万吨的废铁。但今天没有了钢铁部、没有了冶金部，没有了所有这些限制性条件以后，突然发现我们可以生产7亿吨钢，或者说8亿吨、9亿吨都不在乎，这可能就是因为市场和非市场化的原因。
　　而四清的时候，我们提出要消灭三自一包，把小农经济里的自由交换，比如说拿鸡蛋换咸盐也被消灭掉了。
　　文革，我们整个消灭了我们的法律，国家主席可以任意被打倒了，然后被弄死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因为当时我们的信仰，秦晓和我，我们都是那一代的红卫兵，都很清楚，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突然发现，当我们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时候，发现我们是最穷的。”
　　要忆苦思甜，农夫看农村还得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化了。第一个公社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毛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听从指挥调动”。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城乡都苦，一些城市人开始不明白，说什么“三级工、四级工，不如农民的一担萝卜一担葱”，往乡下一跑，又被吓回来了。
　　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先生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等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0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