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必须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鹅叫

　　
　　从2011年上海和重庆两地率先试点向居民住宅征收房产税开始，中经2013年的房产税试点扩围消息，再到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直到8月5日传出最新调整过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房地产税法列入第一类项目，至今已经四年左右。
　　毋庸讳言，四年来，关于房产税或房地产税持续不断的热议，本身就已经说明这一税种的特殊性。问题或在于，之前关于房地产税开征的理由，主要是降低房价论与公平论，至于房地产税开征后是否真的能降低房价，或者有助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遏制国民之间收入分配悬殊的趋势等问题倒在其次。至少这些主张征税者知道，房地产税的征收意味着国民个人财富的减少，税收是一种必要的恶，征税的必须理由站得住脚。而且，目前政府用税的效率不高，合意性比较低，因之不能赤裸裸地征收，得努力寻找一些可以放在台面上的说法。直言之，之前主张征收房地产税者尽管几分伪善，但知道目前征收房地产税的理由有些牵强。
　　遗憾的是，房地产税法被列入立法计划之后有些媒体抛出的鹅叫论，显然令国人惊诧莫名、大跌眼镜了！岂不知鹅叫论出自17世纪法国财政学家科尔伯（Colbert，16191683）之口，在他看来，财政这套玩意，只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Pluckingthegoosewithaslittlesquealingaspossible）。关键是，当时法国正处于封建剥削时代，科尔伯鼓吹的是一种财政剥削理论，仅仅把税收当做一种敛财的技术工具而已。在科尔伯眼里，百姓就是鹅，剥削者就是养鹅的人。因此，杀鹅、吃鹅、卖鹅，还是拔鹅毛，一切皆在于主人的好恶与意志，核心在于，鹅能不能给主人带来丰厚的利润。问题是，就是主张鹅叫论的法国，1789年就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严重的税收拔毛不公，鹅叫痛苦之至所致。史载，大革命前夕，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却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就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而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难怪当代美国税法学家查尔斯o亚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税收在中世纪并一直到现代社会，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英国内战、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税收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甚至连儿童的学校教科书都关注税收问题。其实，西方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兴亡同样如此，比如秦二世、隋二世而亡，皆因赋税之痛太甚。
　　道理就在于，在此种鹅叫论，只要你收税收得多，而不至于惹乱子，这便算办税能手。但问题是，流弊所及，凡是办税的人，俱以掊克为能，以聚敛为尚（崔敬伯语），逻辑上，都会走上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绝境，最终引起纳税者的反抗与革命，引发系统性的税收风险。
　　由此可见，鹅叫论当休矣！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此论从根本上颠倒、扭曲了国民与国家、纳税者与政府之间的正常关系，无助于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严重背离了财税体制改革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无视人道自由的最高社会治理原则，也无视公正平等的根本治理原则。质言之，如果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房地产税立法以鹅叫论为立论基础，最终将会积累或激发更多的系统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延迟或阻滞财税改革的文明进程。事实上，鹅叫论是一种仅仅注重枝节得失，无视税制优劣根本问题的小聪明而已。弄不好，就可能把财税治理引向歧途。
　　当然，鹅叫论只是一种打比方的税法，意即征税也要讲究艺术。问题是，税收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恶，而且，不论是在封建专制时代，还是在现代民主时代，都是如此。因为，税是国民用来从政府那里交换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价款。本质就在于，有两种根本不同的鹅叫效应：一种是痛，并痛着，等待鹅毛换回的糟糠活下去；另一种是痛，并快乐着，等待享受鹅毛换回的福利幸福地生活。
　　201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