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

　　一个社会的基调性情感，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持续作用下的产物。对处于急遽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我们还真难以厘清其中的百感交集，分清其中的酸甜苦辣。与以往弱势、失意的情绪不同，有一种情绪，正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即怨恨。
　　社会性伤痛没能及时回应
　　怨恨的起因多种多样。怨恨产生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受到挫折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包括必须压抑伴随的愤怒情绪。这种隐忍就容易酿成怨恨，而且越是长期置身于受伤害的处境，越是觉得这种处境超出自己的控制，怨恨就越深。怨恨一旦形成，就会不断累积和加速，不仅使怨恨的对象发生扩展、改变和转移，也影响到情感本身。这种情感因为无法向外表达和发泄，便在内心猛烈翻腾，并紧缩聚拢，化为一团有毒物质，最终可能毒化整个心态乃至人格。在真正的怨恨中，并没有情感上的满足，有的只是持久的愤怒和痛苦。目前我们社会中零星爆发但却骇人听闻的恶意犯罪和反社会性行为，多由怨恨所致。
　　这种怨恨情绪产生的结构性根源，主要是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受到阻滞，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现在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在社会成员作为合格和成熟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上，却极不充分，个人的社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公共权力的行使又缺乏明确的限制，从而不时造成“合法的伤害”。又由于“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社会性伤痛不能有效及时地予以回应，久而久之，势必萌生怨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怨恨情绪不仅是底层民众体验强烈，而且在社会上弥漫开来，现在大有演变成德国学者舍勒所谓的“怨恨式批评”的态势。所谓怨恨式批评，就是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之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式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谴责。
　　怨恨心理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和情感的社会，至少对于情感支持抱着特定的期待（这与中国人的社会化方式有关），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转型”，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越来越孤立的个体，纷纷掉入利害计算的冰水之中，爱和友谊成为手段，又没有信仰体系作为支撑和纾解之道，谁都容易心生怨恨。
　　其次，从认知尊重来看，我们既缺乏具有权威性的法律体系。又没有关于道德责任的共识（自五四运动彻底动摇传统道德以来，我们尚未从根本上来重建我们的道德伦理体系），结果就是在认知尊重上普遍存在着势利的专断性。不能作为一个合格、成熟的成员参与社会生活和承担社会责任，其实关键还在于权利的制度保障的缺失。在公共领域作为自主的参与者获得社会性的自我实现，必须以基本的权利保障为基矗反之，个人自尊屡受侵害，必然满腹怨恨。
　　第三，从社会团结来说，一个没有了内在凝聚机制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漠不关心、袖手旁观的场所，沦落为一种竞争的体系，没有了休戚与共之感。所谓的竞争，经常又没有明确的正当规则，只有实力或者势力之间的较量。所有人为了名利同所有人展开了较量，而且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合情合法。一种“本事主义”的哲学，盛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追根溯源，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伤害源，显然来自于未曾给予有效限制和制衡的权力。本来，怨恨作为一种情绪，就同权力有关。它不是简单的自怜，也不只是一种对自身不幸的意识，而是包含着一种谴责和个人愤慨，一种向外投射，一种不可遏制的不公平感。
　　微博、网络等新媒体已成“怨恨式批评”阵地
　　近年来，一些事件表现出的“非常态”现象，提醒人们绝对不能忽视“情绪”因素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近些年来，“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大量参与群体事件中的事实，更是提醒人们关注“情绪”心理因素，着力研究社会文化条件影响行动者情感的机制，尤其是着力研究行动者集体“强烈情感的突然唤醒”过程。
　　在网络等新媒体中，有学者提出“情绪共同体”概念，因为突发偶然事件的刺激，以及自身的不公平感强烈而聚集拢来的，他们与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为事情原由所吸引，为现场共同的兴奋、愤怒、怜悯、仇恨等集体情绪所感染，为集体亢奋所激动、裹挟。而这样的情绪状态在近期的“药家鑫”案件中表现的比较典型。
　　然而，也有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甚至成为职业性的怨恨式批评专家，通过嬉笑怒骂的煽情话语，利用普遍的不满和怨恨，赢得不少的拥趸和粉丝注意，这就是市场，是吸金的渠道。实际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在目前意义不大了，而应根据是否属于“吸金圈”来进行区分。不负责任的怨恨式批评，背后往往有着特定的商业利益在作祟。当然，我们首先应该反思造成这种市场存在的根本缘由。
　　正如上文所说，对于怨恨的结构性原因，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改变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我们不能期待这种状况一夜之间就能发生改变。对于已经形成的情绪和情感，我们该当如何纾解和疏导？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心理咨询业的发达，也不能仅仅期待着社会工作的普及，尽管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所要针对的还是社会本身。对于这个越来越情绪化的社会，我们应从理性上去引导，进行情感的启蒙。
　　共同情感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涂尔干就曾经将社会界定为完全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这样不仅可以让人在这种共同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出的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