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性产业的四种组织形式

　　性产业的四种组织形式不论官方的“扫黄”政策，还是研究“性产业”的社会学者，往往将重点放在提供“性服务”的“小姐”身上，尤其是那些已经被抓获的“小姐”。而我认为，研究已经被抓获的小姐，无论多么努力，也仍然意义不大。其实，在“性产业”的三方，即组织者老板、“妈咪”、“鸡头”，提供服务者“小姐”，以及消费者嫖客当中，更为根本、更需要研究和治理的是“鸡头”和嫖客。如果着眼于治理，特别是如何预防性病传播，当前亟待研究和改变的是“性产业”的存在形式。四种存在形式调查发现，“性产业”的存在形式大致有四种，按其组织和和经营方式我把其表述为“奴隶制度”、“人身依附制度”、“自由雇佣制度”和“个体经营制度”。1“奴隶制度”。它的特征是：（1）“小姐”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在极端的例子里，“小姐”甚至没有起码的人身权利，以至被拘禁、摧残、贩卖。（2）“小姐”没有独立的收入，而是靠“奴隶主”的“赏赐”、“养活”。这种制度并不是“性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恰恰是“性产业”不发达的结果。它的出现与存在需要如下条件：其一，“小姐”的家乡及营业所在地，必须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小姐”的舆论歧视甚至是舆论迫害，因此“小姐”才不敢逃离“奴隶主”那往往并不严密的看管。也就是说，所谓“贞操”不仅造就妓女，更造就“女奴”。其二，营业所在地的“性产业”往往是不发达的，甚至是一枝独秀，没有形成同业竞争，“小姐”无法逃离“奴隶主”。这又是因为，在现实中，由于这种“产业的隐匿和非法，“小姐”要逃离时，所能获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往往不是来自法律、妇联、好心人，而是来自其他老板的“挖人才”。其三，“奴隶主”或者并不明白实行“自由雇佣制度”实际上比实行“奴隶制度”更能赚钱；或者明白在其现实环境中“小姐”也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对于“小姐”的暴虐，不完全出于个人禀性，更多的是出于对“下金蛋的母鸡”的原始渴望。正是由于“奴隶制度”依赖于上述条件，所以在东南沿海的某些“性产业”发达地区，人们很少能够发现“奴隶制度”的实例。或者说，在那里，即使有人想搞“奴隶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与此相反，在某些内地或者边远地区，在某些距离较大城市50公里以内的“卫星城镇”，或比较重要的交通线两侧，以及某些“乡村精英”创办的“庄园”里，我们却可以时不时地听到“女奴”的惨叫，包括被拐卖的女性。2“人身依附制度”。它的特征是：（1）具有超经济的人身强制。例如以“包吃包住”的形式，限制“小姐”的人身自由，限制择业、选择地点和营业方式甚至选择性行为方式的自由。（2）“小姐”的收入是老板强行规定的，而不是市场调节的。例如一些老板为了保住客源，不许“小姐”多收费，甚至嫖客愿意也不行。从世界“性产业”的发展史来看，这种制度并不是必然产物，在我国，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厉行“扫黄”，而“性产业”最薄弱的一环就在于：它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而且至少是半公开的营业场所，才能实现经营上的规模效应，可是这却恰恰是最容易被发现、被扫掉的。因此，凡是能够建立起而且维持住这样一个场所的老板，在与从业“小姐”的讨价还价中就具有了很大的优势，就足以对“小姐”进行超经济的强制。说白了，是“小姐”有求于老板，所以“小姐”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和权利。在几乎所有集中营业的场所，例如发廊与按摩厅，哪怕是在这一行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方，这种情况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其次，实行“人身依附制度”的场所，往往处于城乡结合部或者交通线两侧。这些地方往往缺少就业机会，甚至连出租的房屋都没有或者太贵，“小姐”即使想转业，甚至仅仅想在此安身，都很困难，所以不得不滞留在这里，忍受“人身依附制度”。再次，绝大多数“鸡头”，都以“相爱”、“同居”或者“模仿婚姻”为幌子，欺骗、控制、压榨“小姐”，形成“人身依附制”甚至“奴隶制”。“小姐”并不是不知道，但由于别无选择，往往心甘情愿，甚至死心塌地。这又是愚昧的恶果，因为身为一个“小姐”，如果获得了男人的一点点关心和体贴，哪怕明知道是居心叵测，“小姐”也会感激涕零，以身相许。“小姐”能不能独力地挣脱这种情感的罗网呢？这就好像在问：一个这样的女人能不能没有爱情，没有婚姻呢？3“自由雇佣制度”。它的特征是：（1）没有超经济的、对“小姐”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小姐”实行的是“上下班”制度，不是被迫地集中居住，还可以随时随意地退出和离开。（2）“小姐”的收入靠市场调节，老板或者“妈咪”的提成比例一般是固定的，而且“小姐”还可以就这个提成比例进行讨价还价。这种制度只能存在于两种环境之中：一是经济发达且“市场”机会较多的某些城市中心地带，只有在这里，“小姐”才可能获得转业、脱离、上升甚至反抗的机会；二是某些名义上的名目繁多的开发区，以发展经济需要为名，环境宽松，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小姐”才没有必要吊死在同一棵树上。4“个体经营制度”。“小姐”自己独立经营，或者貌似“夫妻店”式地经营。对于“小姐”来说，“个体经营”免除了业内的各种剥削和欺压；能够更加平等地面对嫖客，以便保护自己；可以自觉地防病治病，以免“蚀本”；当然，也要独立地承担各种风险。反思“扫黄”政策我们制定“扫黄”政策时，应该权衡利弊：（1）抓获一个“小姐”可以最多罚款5000元。但是“小姐”的钱要么寄回农村老家了，要么被“鸡头”盘剥走了，要么是作为生产成本支付掉了，她能怎么办？别的“小姐”一样穷，于是她只能向老板借，于是她从此跳进“人身依附制”甚至“奴隶制”的火坑。这等于逼娼为奴。（2）即使她自己有钱支付罚款，之后也不得不加倍努力工作，以捞回一些损失。这时，她还能像以前那样，嫖客不使用安全套就不卖吗？她被传染后，还有以前那么多钱去治疗吗？这无疑会增加传染源。（3）即使她真的慑于“扫黄”的强大威力，落荒而逃，但是只要促使她改邪归正的某些社会原因没有改变，她八成只是转移阵地而已。结果，她不得不投靠某个营业场所或者某个“鸡头”，为寻求保护而放弃自由身。此外，她还可能把病毒带进那个新地方。从性病防治工作来看，一个“小姐”在同一个地方卖100次好，还是跑到100个地方去卖好？无疑是后者。因为即使传染率相同，固定卖淫也只会在涉足者群体中传染，而轮流卖淫，那些转业“小姐”却可以把疾病传播到与“性产业”毫不相关的其他人群里去，而且“小姐”轮流得越快，性病传播得就越广。性产业存在形式对于防病工作的意义陷于“奴隶制”或者“人身依附制度”之中的“小姐”，相比于“自由雇佣制度”和“个体经营制度”下的“小姐”，更加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完全没有或者极其缺乏迫使嫖客使用安全套的能力；她们的嫖客更加可能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与暴力实施者，因此，在性行为中发生出血的可能性更大；她们一旦被感染，求医率和治疗率更低；由于处于封闭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获得防病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更小；更加漠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更加缺乏防病的自觉性；主流社会、主流文化对她们的隔绝与敌对，使得她们无法信任任何“体面人”，因此更加缺乏参与性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由于被作为“女奴”摧残，因此她们当中认命的、破罐破摔的、自我折磨的、具有报复心理的更多，而脱离的、转业的和上升的却更少，这些都极大地减少了她们参与防病工作的可能性；依附于“鸡头”的“小姐”更加容易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性病传播桥梁。此外，实行“奴隶制”与“人身依附制度”的地方，往往与吸毒高发地区重合，因此注射传播与性传播更加可能在这些地区流传。这些地方往往都有黑道的支持与庇护，往往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社会性质的王国，因此防病工作很难深入其中。这样的老板对于小姐的应有保护（包括在防病方面的保护）更少，甚至根本没有。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扫黄，打击取缔工作做得再扎实，客观上也无法完全取缔性市场的存在，那么我们的性病防治工作就可能漏掉最重要的源人群，就可能会事倍功半。当然，解决小姐背后所隐含的与不得不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无疑比仅仅进行健康干预要困难得多，而且短期内亦难见效。但是，如果像鲁迅说的那样，由于不断地大声疾呼要拆房子，最后终于开了一扇窗户，那么还是有希望的。即便暗夜无边，扫黄和性病防治工作也可以把重点转向这一行的老板、“妈咪”、“鸡头”，虽禁不胜禁，但可视其害之大小，处罚有别。因为他们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人物。迫使他们参与最起码的性病预防传播，或许能够使防病工作事半功倍。我国的一些性病防治工作者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对策，希望能被更多地实现。
　　《无法回避的存在透视“性产业”的存在形式》，载于《社会学家茶座》，第一期，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