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的性行为

　　
　　本文依据的三次全国调查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4月到9月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1〕、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
　　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的行政村。在每个终端调查点中，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在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笔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笔者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笔者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交换性伴侣
　　
　　在当今中国，这常常被叫做“换妻”或者“换偶”，但是在这种性活动中，相互交换的往往不一定是妻子或者配偶，也可能是偶遇者或者性工作者；因此笔者使用“交换性伴侣”这样一个相对更加严谨的称呼。
　　在2000年，由于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笔者也就没有调查。随后，在2006年和2010年的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有些人互相交换配偶（或者性伴侣）来过性生活。您有过这种情况吗？（1有过；2没有这样做过；3我看不懂这个问题。）
　　在暂不分析非完全异性恋者的条件下，
　　2006年总共有1。5的人有过交换性伴侣；男人与女人相等；到了2010年总计为2。0，而且男人和女人也几乎相等。这两次调查的结果没有构成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基本持平，未见增长。
　　从总体上来看，在交换性伴侣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在30到39岁的男女中最多（2。0），18到29岁的和40到49岁的都只有1。3，50到61岁的则只有0。7。这已经构成了显著的统计差异。
　　其他因素的作用比较复杂，需要男女分开来分析。
　　男性分析
　　根据省略的Logistic回归分析〔2〕，笔者发现：
　　首先，男人发生交换性伴侣行为的可能性，与任何商业化的性行为都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这表明，交换性伴侣更多地发生在普通人中间，而不是在性产业当中。但是男人接受三陪例外。这很可能是因为交换性伴侣的双方，往往是在娱乐场所中相会或者一起娱乐，因此才可能出现和接受三陪，甚至可能包括三陪者在内。
　　其次，对男人发挥作用最显著的社会因素是上学的年数，但是却是呈现为反比例的趋势。在上过大专或更高的人里只有0。6，在高中的人里是1。0，初中是2。2，小学与以下的人里则是3。3。这主要是来源于“性的爱情控制”，也就是受教育越多的人就越相信爱情的存在及其对于性行为的制约作用。
　　其三，“在婚或同居”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表明男人们所交换的性伴侣，有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自己的配偶或者同居者，而不是临时的性伴侣。虽然如此，但是那些不在自己家中居住的男人，发生交换性伴侣行为的可能性也显著地更大。这里面的自相矛盾之处，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
　　女性分析
　　女人的交换性伴侣行为，发生的机制与男人有很大不同。根据省略的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潘绥铭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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