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女性“盲从减肥”的社会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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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中国女性“盲从减肥”的社会文化原因
　　全国成年总人口的实证分析
　　WeightLBlindlyFollowingamongChineseAdultFemalePopulation：ASocialCA
　　黄盈盈〔〕潘绥铭〔〕
　　Lregressonmodelbaseduoponthreenationwiderandomsmaplingsurveyin2000，2006and2010。Theterm“blindflowing”weightbutarenotactuallyoverweight。Tforcedbythemalesocialaethesticstandard。O“resistancewomen”loseweightalthoughtheyareactuallyoverweight。
　　摘要：本文从身体研究的层次上，使用2000年到2010年四次全国女性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按照女性实际的体重指数与她们的减肥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女性的“盲从减肥”这一概念（不超重却要减肥）。本文分析这些女性的社会阶层特征与文化动机，将其总结为：盲从减肥不是保健活动，而是对于以“身材”和“女人味儿”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其实质是顺从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形象的规定的一种实践。
　　关键词：身体、减肥、社会建构、女性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1注意“身体”：减肥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管理
　　身体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回顾身体的理论，“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个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一个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一个就是尼采、福柯的历史与政治身体观（汪民安，2003：21）。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身心、主观客观、个体社会等基本问题而展现出来的不同的研究流派（Lock，1987）。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和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黄盈盈，2008）。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
　　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Shilling，1993，转引自李康，2001：35）。越来越多的西方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文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中国社会的“身体”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冯珠娣、汪民安，2004）这些问题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思考“身体”，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lybody）（Lock
　　Farquhar，2007）。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
　　（二）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像、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bodymassindex）。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
　　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局部地区。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性身体背后的理论背景、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减肥这一个经验性身体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二、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2000年的PSU是60个；2006年是120个；2010年的98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三次依次为50个、150个、124个）与农村的行政村（依次为10个、45个、36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
　　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3769人，总计8367人。复杂加权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
　　此外，笔者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在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女性763人），应答率为66。8。〔〕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20）。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二）核心指标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身高与体重的询问。以下提到的“体重指数”的计算公式均为：体重（公斤）除身高（米）的平方（kgm2）。正常体重为数值1825；超重为2530；轻度肥胖为30；中度肥胖为35；重度肥胖为40。〔〕
　　关于减肥意愿，问卷中的提问是：现在，您想减肥吗？回答是：很想减肥，有些想减肥，不想减肥。我们把前两个回答归结为“要减肥”。
　　三、研究结果
　　（一）减肥的性别差异：女人更瘦，却更希望减肥
　　表1：男女肥胖度与减肥意愿的比较（加权）
　　所有男女之间的差异的显著性均为。000。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50岁以下的男人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人，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人；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人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人更多；在最年轻的1829岁组里甚至是男人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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