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肩”1980年代北京基层社会的婚外恋

　　“傍肩”北京基层社会的婚外恋
　　潘绥铭
　　《社会》1992年第8期
　　小李是北京某集体企业的普通工人。当社会调查人员问起他对婚外恋的看法时，他笑了：“什么婚外恋，我们可没那么文绉绉。不就是‘傍肩儿’吗？多啦！”
　　于是，社会学家们这才知道，一个新名词，一种新现象，正在北京的基层社会中迅速地传播和扩散着。它向我们现有的理论和宣传教育提出了不大不小的挑战。
　　“傍肩”的确切含义
　　民间口语这东西，既不是知识分子们发明创造的，也不是社会上层所能控制和消灭的，它往往是首先产生于社会的基层，然后不胫而走，逐渐在文化的表层上显现出来。北京人的口语中已有不少这样的词汇，其中有一些，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听懂了，例如：“倒爷”、“侃大山”、“盖帽”等等。当它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之后，各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对它们做出新的不同解释。并斌予它们或褒或贬的道德评价。例如，“第三者”一词传开后，有人就说，它不过是通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另外一些人则提出“究竟哪一方是第三者”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则回避这个词，用“婚外恋”来取而代之。
　　其实，任何一个新流行的口语词汇，只能找那些最先使用它的人，才能了解到它的确切含义。
　　“傍肩”这个词，在“儿音”极重的北京人口中，乍一听就像是“棒尖儿”，叫人莫名其妙。其实是把肩字加上了儿音，又连起来说，就成了“尖儿”的音。
　　也有人说，“傍肩”是“帮肩”或者“帮家”。但是北京话里的四声极准，不可能把第一声的“帮”错说成第四声的“傍”。有人说是“伴肩”或“伴家”，也不对。因为“伴”的音相差较多，即使加上儿音，也只能是“伴儿”，不会发出“傍”的音来。
　　还有人说，“傍肩”其实是“傍家”。这倒值得进一步研究。北京口语中，这家人那家人或一户人家这样的词里边，“家”常常说成“家儿”，听起来跟“尖儿”一模一样。不过，据十几位已经习惯地说“傍肩”的人解释，这个词是早就有的老词，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两家人的关系，因此不大可能是“傍家”。
　　据一位退休的“板儿爷”（蹬三轮车卖货的人）说，早在解放前，甚至更早，北京的体力劳动者中就流行“傍肩”这个词了。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肩并肩、肩靠肩，形容两个“哥们儿”之间的关系非常“铁”（牢固可靠）。不过到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流行了。
　　使它重新流行起来的，是北京近些年来出现的众多的“练摊儿的”。他们是个体青年，在街头巷尾摆摊儿做买卖或开饭馆。为了做生意，他们对上要“跑路子”，对下要雇人或请人帮工，横向里要拉关系，因此朋友众多，三教九流俱全。这些朋友中，经常联系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的，就升格为哥们儿；关系再深些，就成为“老铁”；但是只有那些与自己合伙或合作、利益一致、息息相关的知心朋友，才被称作“傍肩”。这个词表达着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一种敬重、感激、忠诚、依恋的情感。据习惯使用的人说，它高于“义气”，是高标准的志同道合；它深于“交情”，是深人心底的手足之情。因此，“傍肩”是很难得很可贵的。
　　大约从1991年夏天开始，也许更早，这个词被个体青年们转而用来专指婚外恋中的对方。它既可以指男人，也可以指女人，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男人指自己的非婚情人。还没有“对象”的未婚男青年，有时也用这个词称呼某个并不准备与之结婚的女朋友，但更常见的用法是一个已婚或已有结婚对象的男性，把自己的婚外恋女友叫做“傍肩”。
　　不过，“傍肩”有着特定的含义，与社会上层所通用的许多词汇有较大区别。根据习惯使用者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条件：
　　首先，“傍肩”特别强调志同道合，必须是共同从事某种事业或经营活动才能算。这就不同于简单地寻欢作乐或互相解闷的“泡妞”。因此，许多人的“傍肩”是他们的同事、助手又帮工、关系户，甚至是客户或老板。
　　其次，“傍肩”之间并非单纯的精神恋爱，常有共同生活和性关系，一般也有经济互助或金钱往来。不过，虽然也有人“倒贴”或“养活”对方，但他们都认为是某种“感情表达”，不是“生意经”，更不是卖淫或者嫖娼。
　　第三，“傍肩”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有较大程度的依恋，并不是偶然的“外遇”或“寻花问柳”。
　　第四，“傍肩”并不是“第三者插足”。他（她）并不强求对方破坏现有婚姻而与自己结婚。有些人自称：他（她）的“傍肩”甚至还反对他（她）离婚，或者事先就声明，双方不准备或不可能结婚。更有人自称：“傍肩”与他（她）的配偶心照不宣，和平共处。
　　上述四个条件加起来，就是“傍肩”一词的确切含义。据十几位被调查一者反映，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条，那么他们就不会把对方称为“傍肩”，而是叫做别的什么了。例如：若是没有志同道合这一条，那么对方就只不过是个“妞几”，或是个“汉子”。如果没有最后一条，双方真是为了结婚，那就叫做“练对儿”（谈恋爱）。
　　由此可见，“傍肩”非常近似于上层人所说的“不以结婚为目标的较长期的情人”。
　　“傍肩”是一种转变
　　即使在社会基层，各种各样的婚外恋或非婚性关系也早已存在，屡见不鲜。但是“傍肩”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却反映出基层婚外恋的某种变化。
　　最早的一些个体青年，就已经临时地或长期地雇佣一些女青年来帮工或帮助做买卖，有北京的，也有外地农村来的；有卖力气干活儿的，也有“看摊儿”（营业员）、“当托儿”（蒙骗顾客）、“跑外”（联络或购销）或“卖脸子”（招徕顾客）的。这些女青年有求于老板，因此其中有些人就被迫地或自愿地与男老板有了性关系，直到现在，也仍然时有男老板犯强奸罪被抓获法办的。但是，从男老板这个角度说，无论他与女雇员有没有这种事，都非常看不起这样的女青年，
　　把她们叫做“鸡”。这其实就是把她们跟社会上卖淫的“野鸡”联系在一起，充满卑视之意。而且，据个体青年们现在回忆，那时候对“鸡”产生真情或结成较长期关系的老板，一则本身就很少，二则别的老板也会看不起他，认为他“丢份”（丢面子）。
　　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只是在当时遭人歧视的社会环境下，男个体青年用以维护自己的体面的一种自我心理保护。
　　数年过后，个体青年们收入增加，自信心也有了，觉得可以跟社会一般人平起平坐了，又到了婚恋年龄，于是也像一般人那样找对象成家了。他们的择偶标准跟别的人差不多，但是更强调老实可靠，善于理财持家。于是有些人开始把选择的目光投向一直被叫做“鸡”的女青年，发现她们除具有经营方面的优越之外，还有“正经人家”的女儿们所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由于婚姻是终身大事，很少有人真的娶她们，但新的称呼出现了。有一些“鸡”被改称为“妞儿”（有人性了），还有一些则被叫做“姐们儿”（有义气了），少数佼佼者令老板无法称呼，只好叫她“嘿！”（有情感色彩了）。
　　随后数年，个体青年们虽不都是财大气粗，但社会上已经经常用“大款”来称呼他们，实际上是略带嫉妒地形容他们的钱多和地位不高。不管是真是假，“大款”们也觉得，自己的情人不能再用“小姘”这样的贬义词来指称了。但他们又觉得文人墨客所用的情人一词，既酸溜溜又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把“傍肩”套用过来，一则表示他们的情人不同于上层人的第三者或婚外恋，二则也表示自己这个阶层已具有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了。说不定，这还是受到1991年夏天盛行于京城的“文化衫热”的启发呢！大概有些个体青年已经不满足于别人印什么，自己就穿什么了。既然《顽主》等电影、小说可以“塑造”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来点自己的“一绝”，让世人们惊讶一下呢？有一位个体青年就是这样解释“傍肩”一词的出现。
　　据被调查的个体青年说，虽然有一半左右的人确实已经有了“傍肩”，但这个词更多地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期望。有几位说，我们要找“鸡”并不难，“姐们儿”也有几个，但是我们既成了家又立了业，总觉得只有“傍肩”才是最理想的。因此尽管我自己并没有，但是真的挺羡慕别人有“傍肩”，也就跟着叫开了。问到从“鸡”到“傍肩”的变化说明什么时，其中一位笑了：“得了，‘老师’，别老小瞧我们！
　　“傍肩”的流传说明什么？
　　北京到底有多少人有“傍肩”？情况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理想化、那么和谐吗？未必。但在开展大规模深入调查之前，也确实很难说得清。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词确实在北京迅速地、跨阶层地流行开来。至少在一般居民、普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许多基层干部中，它已经不再陌生。就连大学校园里也时有所闻。尽管许多人还不明白是哪两个字，又从何而来，但它的含义却为人所知。
　　流传这个词的人不一定都相信它是真的，更不一定认为它是好的，但它的流传表明，人们承认它至少是可能存在的，承认它的含义与现有的词汇多少有些不同。因为人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流行一个新词的。这就给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和婚姻家庭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我国的刑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通奸是犯罪，但无论党纪国法还是社会道德和舆论，都不容许任何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多年来，我们的宣传教育一直在批判这种行为，不能说不重视，不能说不尽力。据有限的调查，我国城市的成年人中，82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或抵制它，尤其痛恨自己的配偶做这种事。这种人口比例上的优势也不能说不强大。那么，这样一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含义，为什么还能迅速流行开呢了恐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宜传仍然有些脱离人们活生生的生活与心态，有些局限于知识阶层的空论。
　　我们的理论研究一直在强调爱情的专一、性的专一和婚姻的专一，从多方面论证了它的必然。这当然是巨大的业绩。但是普通人是根据生活实践来思考间题的。如果我们不能具体地解释某些特殊现象，说清它为什么会有，那么不管扣上多少帽子，人们对我们的理论还是会将信将疑。“傍肩”一词传开后，已经有同志说它是“通奸的借口”。情况很可能真是这样，但它毕竟存在，不指出它产生的特殊原因，恐怕会使人误以为它也有某些必然性呢！
　　“傍肩”一词来源于北京个体青年阶层特有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本来不应该传入其他阶层，就像“黑话”或“行话”不会有其他人使用一样。但它却真的传开了。这就不得不归因于现今社会上普遍潜在的“婚姻危机感”，以及上层主流文化的感召力正在下降的情况。
　　据北京市1990年的调查，85。1的夫妻认为自己目前的婚姻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数字。但分开来一看，其中认为很满意（因此不大会有危机感）的人只占34。9，比较满意的则占50。2。潜在的危机感就存在于这种占人口一半的夫妻当中。他们实际上是出于潜在的恐惧或对抗心理，才流传“傍肩”一词的。他们所急需的，并不仅仅是在道德或理论上批臭“傍肩现象”，更急需切实地指点，以便使夫妻感情更上一层楼，以便使婚外恋防患于未然。
　　据全国的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来，理论的或学术的书籍销量急剧下降，而通俗的、贴近日常生活的书刊却始终在增长。“《渴望》热”更说明市民文化正在向更基层化发展。人们在寻求物质生活高雅的同时，越来越希望有现实可行的精神生活指导。“傍肩”是基层生活的产物，但很可能恰恰是因为它来自基层，才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传播它。这跟流行歌曲都比较“俗”恐怕是同一个道理。这种“反哺”提示我们的婚姻家庭研究多注意多解释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动向，不能再唯美主义了。
　　据目前所知，北京的“傍肩”现象确实有所增多，这个词的流传还会更为广泛。但它毕竟不可能成为婚姻的主流。每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听听无妨，大可不必挂在心上。提高自己的婚姻质量才是最根本的“感情投资”和“人生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