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先讲形式逻辑，再说辩证法

　　形式逻辑这种研究思维形式的基础科学，近几十年来一直不太景气，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求新声于异邦”，各种新说纷至沓来，而形式逻辑这个被认为又老又幼稚的思维工具是不在视野之内的。五十年代末毛主席号召过“要学一点形式逻辑”，但也没有形成风气。那时它是被“辩证逻辑”（辩证法）覆盖的，活跃在人们口头和笔下是辩证法，因为它几乎是判定人们政治倾向的坐标。我曾做过八年编辑，阅读来稿，常常发现不符合形式逻辑思维的语句。
　　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都是研究人的思维的，前者偏重于静态、后者偏重于动态；前者偏重于思维形式的逻辑构造及其规律，后者还涉及到思维的内容和本体论。作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就是前者好像初等数学，后者则是高等数学。因此要对人的思维和思维所反映的外部事物有个准确的把握，要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不能忽略前者，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可悲的是几十年来，人们忽视了形式逻辑，以为它是“小儿科”，不足道，还有点“形而上学”的嫌疑。人们开口就是“辩证法”，也不管对此有没有确切的理解。另外，“辩证法”的政治化，则把这个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变成了诡辩、扣帽子的工具。只要与人争论、或是攻击他人、或是为自己辩解，动不动就要搬出“辩证法”，互相攻讦。当然，取得胜利的关键还在于力量或权力。身处劣势的，巧舌如簧，口吐莲花也不行。然而“辩证法”巧妙运用确实也能征服一些持中立态度和傍观的人们。仿佛真是“辩证法”的威力，他们也会照猫画虎，在现实中广泛运用，这样便造就了一大批“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的人们，似乎什麽时候和怎麽说他都有理。这样的风气会国家、人民带来些什麽？这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来人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了。
　　政治化的“辩证法”有几个杀手锏，使人望风披靡。一是“两点论”或说“两重性”，它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实际上是有简单化倾向的。1958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盛行一时，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也是毛主席老朋友的李达问毛主席这句话通不通？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李追问，“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真有些像禅门的玄机，始终不作正面回答。一个违背常识、更谈不到科学的口号被“两重性”保护了下来。
　　其次，透过现象看本质，有时也通俗化为“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本质”“九个指头”只能由有权者决定，因为个人没有权力和能力作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文革”末期，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这是许多人都感觉到的，可是谈到形势还要说“一片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邓小平（他还是掌握确实的统计数字的）对此表示异议，说要“整顿”，于是在“批邓”时群起而攻之（当时人人都练会了这一套批判方法），说他“只抓表面现象，不看本质”。可是那个“本质”和“九个指头”是我等凡夫俗子永远看不到、摸不着的。
　　第三，不讲条件的“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辩证法从运动角度看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可以向其对立面转化，但这是在“一定条件下”，在这个条件没有发生时，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每个事物都有它内在的规定性。这种不讲条件的乱“变”，一度在缺少文化的基层干部中极为流行，结果，闹得人嘴两张皮，“说你是啥，你就是个啥”。它极大的败坏了辩证法的声誉，人称“变着法（儿）”。
　　不考虑形式逻辑这个“初等数学”一步迈到“高等数学”去，就要闹笑话出乱子。“文革”中期，中小学复课，搞教学改革。那时管教育的说“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学得最好、小学生就更能理解。正数的对立面就是负数，我们要正数、负数一起教，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于是，一年级小学生就学正一加负一等于零。这样“教改”的结果是这批学生小学毕了业还不会做加减法。实际上，当时我所在农村的中学生因为教学内容变来变去，受的教育不系统，再加上眼界狭隘，连形式逻辑推论因果律都建立不起来，常犯“因为饿了，所以我扫地”的逻辑错误。中学生的思维水平如此，小学生就学辩证法能不闹笑话！
　　从中国认识论史来看，古代形式逻辑虽有萌芽，但远没有成为系统的认识工具；而带有辩证色彩的相对主义却很发达。孔子的“正名”、墨子的“三表法”，荀子的“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虽然都有确立“概念”、探讨“推论”之意，但其目的在于从中引申出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或伦理主张，并非研究思维的一般规律，把这些说成形式逻辑是不准确的。后世学者思考问题，也很少援据这些。而《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庄子》中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己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乃至“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些从动态角度对“对立双方”对立转化说得多麽生动、老到（难怪马克思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是“早熟的小孩”）。这种动态的思维和缺少确定性的答案的思考方式，在中国文明上刻下深刻的痕迹，中国文化的非规范性也与此有关。老庄哲学是古代许多文人安身立命基础之一，老庄的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也随之深入中国文人头脑。不仅文人，而且全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就连倒运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颇有不少这类“辩证法”因素呢！
　　要弘扬科学精神，我想应该从“初等数学”开始，讲求规范，注重事物的规定性、确定性；然后才能进入“高等数学”，进一步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复杂性。不要没有学好“走”，就先学“跑”，这样没有不跌跤子的。因此，我希望分析问题时“先讲形式逻辑，再说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