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科举制对中国创新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专制体制发展到顶峰的表征。也是对中国人智力异化和浪费影响最大的制度。“科举制”是“招贤纳士”的制度化，与“招贤纳士”相比，它具有更强大更广泛的制度效应。
　　第一，“科举制”是统治者把天下优秀人才纳入专制体制中，并为其所用的方法。愈是制度化，愈是公正，愈能网罗真正优秀人才。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办事官员为私利常常破坏这种公正，但聪明的最高统治者总是要维护这种公正，因为只有把最优秀人才网罗进体制之中，不但能为其所用，为其所控制，还能减少民间对抗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力量。专制的政权当然也有管理国家的功能，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推动管理进步。但专制政权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权永固，所以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之后，必然产生智力异化。正如前面所说，官场上的权力倾轧与利益争夺，统治者对巩固政权的要求，使他们的智力运用，大部分失去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只是一种智力浪费。
　　第二，“科举制”给人提供了一条发展的通道。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包括我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都有意无意堵塞个人发展的另外通道。如历史上的抑商抑工，计划经济时代的抑私，都属于堵塞个人的发展通道。统治者通过利益的诱使和其它发展通道的堵塞，诱导迫使人走上追求当官这样一条唯一发展通道。这会产生什么效应？它使智力最优的人走上官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减少社会其它领域的优秀人才。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唯是国家管理的进步（何况在专制体制下，最优人才进入管理岗位也很难推进管理进步），更重要的是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这些进步都发生在社会领域，不是官员能够推动的。智力最优的人都去当官，社会领域人才则减少，社会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便毫不奇怪。
　　第三，“科举制”不但诱使人去争官，而且还使人学习的方向，知识的结构，精力与注意力的集中点，都向争官与当官靠拢，这会僵化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天生具有向各个方面探索知识的功能，正是这种不受约束和误导的智力向各个方向的探索，失败，再探索，使现在世界上的知识丰富多采。而中国，在官本位文化与科举制的指挥棒下，甚至在科举制中考试内容的指挥棒下，人的智力，学习和思想集中于某一方向，某一领域（如四书五经），实际上失去思想自由，何谈向各个方向的探索与发展？中国除诞生丰富的统治文化，对世界知识库贡献甚少，也毫不奇怪。中国人并非不聪明，统治文化的发达便可证明，而这种聪明不但被专制体制所利用，所异化，无法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且被专制体制所误导。比起进入体制中的官员智力异化，那种没有进入体制之中却把追求当官当作人生发展路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智力偏向，无形中阻碍他们智力向各个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大的智力浪费。“范进中举”形象地描述了“科举制”对人思想的禁锢和毒害。
　　“科举制”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甚至曾引起外国的羡慕与学习。在民主体制下，考试作为一种公正的选择方法，是社会平等运动中的一部分。但在专制体制下，作为官员选拔的方法，它所具有的行为导向功能，异化着人的智力，窒息中国的创造力。愈是程序公正，其欺骗诱导功能越强。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与中国的专制体制和“科举制”有莫大的关联。即便到了现在，“科举制”已是历史旧事，而专制体制还在，官本位文化还在，它就象一个幽灵，深深的腐蚀着中国人的灵魂，扭曲他们的智力，影响他们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