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互联网正在重塑中国文化习惯

　　传统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社会，然而，互联网兴起以后，“虚拟社会”开始出现。而且，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的助力下，跨空间的网络社会迅速普及这是早期社会学家想象不到的。
　　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曾经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关系社会”的特征十分突出，那时人们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实现的，因为跨空间的人际交流手段极为有限。而今天，互联网的出现，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接近14亿中国人所组成的“人口超巨型社会”一旦有了共同的互联网平台，其“社会参与力”或“社会参与度”会令人们极为震惊。各种各样的网络参与，包括网上购物、网络销售、网络水军、网络运动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史无前例的。
　　近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对于互联网的研究一时蜂起，学者们憧憬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给社会科学带来变革
　　互联网的威力再次印证了技术与社会关系互为推手的基本关系。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技术，互联网社会则体现了新技术的兴起再一次改造了人类社会自身。关于技术进步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变迁，我们都熟知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将生产力发展视为最初的动力，显然是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大意义。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此后，他在其专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指出，技术，特别是“新智能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具有巨大影响。1996年，曼纽尔卡斯泰尔历时12年创作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提出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这些都是社会学学者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的先驱探索。近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都在对互联网领域进行探索。尤其是，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电子商务、移动通信形成的大数据、云计算让学者们感到振奋，学者们憧憬着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能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变革。一方面，传统的入户问卷方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网络时时记录着亿万人民的生活轨迹，商家们天天在记录着亿万老百姓的消费轨迹，手机时时在记录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微信、博客、电子信息记录了人们的社会态度与心灵轨迹。所以，大数据的资源比比皆是，社会学家们应思考，在保护广大老百姓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利用网络大数据，创造新的研究方法。
　　当然，中国的社会学学者更加关心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会引发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变化？《互联网与转型中国》一书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于互联网的观察，大体上从个体、社会互动、群体、文化和社会结构这几个层次，分析了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互联网上，个体的社会互动与传统的交往形式明显不同，创造了诸多新的交往形式
　　互联网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可以联系几乎所有个体，网络百万、千万倍地扩展了个体的交往范围和交往空间。网络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便利和自由行动空间。所以，对于上网者而言，个体化的社会倾向更加凸显。再加上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们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变得更少了。由于有了网络的便利条件，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依赖于网络，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网络化、数字化的生存模式，于是，人们变得更加足不出户。“宅男”“宅女”成为新的流行称谓。所有这些，造成了“个体主义”盛行的局面。
　　当然，在互联网上，个体的社会互动与传统的交往形式明显不同，并创造了诸多新的交往形式。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人们可以向陌生人吐露心声，这在以往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是不可想象的。网络空间的匿名性，造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互动。网络上的互动具有平等和自由的特征，更具有多通道的特征，呈现“多点对多点”的全新模式。
　　而且，原子化的个体又可以汇成巨流，可以在网络上形成社会舆论、社会潮流、社会流行，甚至社会运动。传统上，社会舆论的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思想、观点、态度往往只有通过集中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工具才能够广为扩散、影响他人，其结果是助长了一个比较集中的信息源的形成，比较容易形成集中管控的社会舆论。到了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形成不再仅仅来自统一控制的中心点。个体发布的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微信，会迅速扩散流行，即刻就可以引来无数的评论，巨大的乘数效应，使得信息源与其评论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点或舆论。只要发布的信息具备如下特征，如公众吸引力、道德震撼力、话语夸张力等，其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主流媒体。而且，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网下的舆论、社会运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近年来，有很多群体事件就具有网上、网下联系和呼应的特点。
　　互联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关系的冲击是根本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中国文化
　　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而言，互联网与中国文化形成“互构”的关系。从技术上说，互联网起源于西方，与西方社会个体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中国社会自古源于家族、宗族社会，属于“整体本位社会”，与这种整体本位社会相对应，古代社会控制的方式是“连坐”，个体主义历来是被轻视或受到排斥的。所以，互联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关系的冲击是根本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结构。譬如，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被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与这种“小圈子社会”相契合的就是近来急速膨胀的微信平台。腾讯公司推出微信平台不过两三年时间，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披露，目前中国微信用户数已经突破六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小圈子社会”塑造了微信网络。
　　自传统帝制解体以来，中国政治运作形式经历多种尝试和实验，中国的文明、文化、社会结构一直在经历着解组与重组。这种解组与重组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影响，包括：传统的影响，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入侵的影响，内战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政治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市场体制在内的多种力量的影响。现在，又加上互联网社会的影响。互联网的一大特征是海量信息铺天盖地地涌入。在社会价值观、社会理念稳定的国家、区域或社群，海量信息的涌入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是提高了每个人的可及信息数量而已，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原本社会价值观、社会理念就在解组和重组的社会则不然。海量涌入的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会给已经发生信仰缺失、信任缺失等危机的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然，问题也会促发解决问题的手段，问题也会促发新的发展机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带来新的社会进步。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确实是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