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山：费孝通与“魁阁时代”学风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魁阁时代”，费孝通是其重要的开创者。费孝通和这一时代的学风对时下如何形成良好的学风有着很好的启发。
　　普天之下处处是田野
　　1938年秋，费孝通满怀报国之志，从英国学成归来。他从越南西贡登陆，沿滇越铁路径入昆明，任教于其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此后不久，费孝通在云大组建与燕京大学协作的社会学研究室，致力于云南农村经济、乡镇行政及工区、工厂、劳工等的调查研究。当时，昆明已无“大后方”的宁静与安全，日寇战机几番轰炸，研究室被迫于1940年迁往呈贡县城魁星阁，抗战胜利后才搬回校本部。先后参加“魁阁”研究的有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均、谷苞等人，可谓精英荟萃。
　　研究室创立之初，吴文藻即希望其成为“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费孝通不辱师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让研究员依兴趣与特长自行选题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指导。此外，他还将流行于欧美大学，以调动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主旨的教学模式“讨论会”（seminar）引入研究，不定期组织讨论会。讨论会上，研究者陈述各自的研究，围坐一起的同事进行学术批评并给予建议，气氛温馨热烈，碰撞中时有灵感产生。作为研究室主任，费孝通不仅虚心采纳建议，还主动承担刻蜡板、购买办公用品等杂务，让大家潜心研究。
　　良好的学术氛围、深入的学术讨论、和谐的研究空气使研究室硕果累累。《云南三村》《昆厂劳工》《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汉夷杂区经济》《化城乡地方行政》《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一批社会学人类学经典著作均在这一时期由“魁阁”成员写成。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文化形貌，将人类学研究视域从原始部落扩大到普通社区，实践了“普天之下处处是田野”的研究理念。
　　1940年，费孝通受邀代表云大赴美访问，为期一年。期间，他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将部分“魁阁”研究成果翻译出版，向世界展示了战火中的中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这些著作反响很大，李约瑟、费正清夫妇等学者曾慕名造访魁阁，并极力促成美国政府邀请费孝通赴美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之事。“魁阁”著作的影响也大大提升了云大的国际声誉，也让世界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
　　“魁阁时代”的砥砺学风
　　魁阁学术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费正清及其夫人考察时，在对魁阁及其环境作了描述后感叹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见，魁阁是有一种精神的。关于魁阁精神，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社会人类学本身便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所处理的题材涉及文化的各方面，他对研究工作的重心虽有一连串的计划，可是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而且完全根据各人的兴趣，不强迫他们去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
　　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他鼓励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发表，以磨练自己的身手。而他总是极诚恳的站在旁边，指导他们，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认为这也是自己的成功。
　　三是公开的辩论。在魁阁，最难得的是公开辩论。他认为研究工作的集思广益是见之于“席明纳”小班研讨，这是一种形成于18世纪德国大学的小班研讨教学模式。当一个研究工作者选定了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或者对已经得到的成果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可以尽量申述自己的看法，不必忌讳给对方以忠实的批评，有时他们可以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四是伙伴精神。参加魁阁工作的人，每个人都是这团体里面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休戚共甘苦的精神。由于经费的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管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费氏在这里就表现了高度的工作效率，他写得一笔很好的钢板字，魁阁所出版的油印报告，都是他们自己写自己印。
　　魁阁时代已过去了将近七十年，魁阁学人多已作古。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经坎坷，重建之路又走了三十余年，成果颇丰，但疑惑也不少。本真的学术之魂与学问之道究竟是什么？又在何处？学界在求索中并没有忘记“魁阁”，这些年时常有回忆，有纪念，有反思，也有造访，更有学者呼唤“重归魁阁”，并起而行之，对当年云南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再研究。学术往往具有时代性特征，过去了的魁阁时代已难再现，然而，魁阁精神却具有永恒价值，魁阁之路正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