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使学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怀念陆学艺先生

　　吴文藻和费孝通有一个精辟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这一条学术路线。陆学艺的学问散发着中国的泥土芳香，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公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因为他坚持了“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
　　所谓“学术路线”，是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所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价值追求，以及据此所作的路径选择。所谓“中国土壤”，不仅指与“三农”研究有关的狭义“土壤”，而且指广义的“中国实际”，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系实际”，而是扎根于中国实际。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学术来说是所谓“舶来品”。在中国怎样发展这个学科，解决中西问题就具有首要意义。吴文藻、费孝通等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是反潮流的，但他们矢志不移。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不断语重心长地强调要坚持“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根本方向。陆学艺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学界以来，始终坚持这条学术路线，身体力行，并不断充实和发展。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这条“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我们应当格外珍惜和继承。
　　第一，“中国土壤”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有独特价值。他在文集“自序”中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西方历史过程的重复。中国如此丰富宝贵的经验事实，并不是只配充当检验西方概念、西方命题的案例和素材。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不亚于西方的、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崛起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式回答的中国学术，甚至能够形成在某些方面回答已有西方理论回答不了的中国理论。
　　第二，做学问就要遵循“实践第一”原则。他对调查研究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善于抓住每一次了解实际经验的机会。即使到了晚年，仍乐此不疲。例如，2012年他已79岁，本来是到银川参加社会学年会，但偶然听说某地农民搬迁搞得好，当即要求去看看。他一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创办的那些调查基地：北京市大兴区（芦城）和延庆县、山东省陵县、江苏省太仓市、福建省晋江市等等，每一个基地都如同他的掌上明珠，格外珍爱，精心呵护。
　　第三，从来不把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拿来炫耀，从来不把西方的概念、理论用作可以贴到中国经验上的“标签”。这种极其审慎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国经验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西方理论的尊重。能够用中国习惯语言表达的，他从不搬弄西方生僻的概念；能够用通俗语言表达的，他从不卖弄艰涩的语言。他经常强调，要珍重中国语言，说中国人懂得的话。
　　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不空谈，不做作，不照搬洋教条，不摆花架子，合情（国情）、合理（学理）、合用（现实需要）。
　　第四，善于抓住中国问题的特质，紧扣中国发展的关键。他一生紧紧抓住“三农”问题不放，盯住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个要害，从而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欧美、日本的根本区别。写文章、出主意都能敲到点子上，鞭辟入里，不荒腔走板。
　　费老倡导的、陆学艺做出典范的这条学术路线，其目标追求的是“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的社会学，是直面中国问题，运用适合中国的概念，得出对中国有用的结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促进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富民学”“强国学”。这才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是可能给世界社会学增添新内容、带来新气象的学问。
　　“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费老终其一生矢志不渝，坚持下来了；陆学艺终其一生坚持下来并充实发展。我们是延续、发扬，还是改变、抛弃？到底怎么看“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和特点？如何做一个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社会学学者？我们拿什么样的成果回报人民、展示世人这些问题，就是学术路线的目标指向问题，是我们在纪念陆学艺时应该深思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