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作为“庶民研究”传统的元概念：理解葛兰西的“subal

　　庶民研究传统的底层思考肇始于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使用了subaltern一词，该词意指“属下”和“下层”，中文学术世界一般将该词翻译为“庶民”或者“底层”。在全书中，葛兰西虽然没有给“subaltern”一个概念归纳式的理论界定，但却给了后续研究者极大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也源自于底层阶级本身的复杂性，葛兰西也并不想在思维结构中做后续的理论建构去人为封闭这个概念本身的现实丰富性（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葛兰西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界定，并认为由“subaltern”所引发的提纲研究过于简要而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内涵，故对葛兰西本身的“subaltern”概念总体研究较浅，多是将其作为向印度“庶民史学研究”学派过渡的理论中介）。“在定义上，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除非它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因此它们的历史是与市民社会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也是与国家和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显然，葛兰西在文中提到要成为“国家”的原因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和利益的手段，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前提下，统治阶级通过将自身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并依靠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控制，社会意志也就自然体现为统治阶级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意志表达。“国家”以及由“国家”所呈现出的国家历史和国家精神自然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葛兰西认为底层阶级要实现统一的概念定义，就只有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并成为国家本身，那么才能够将自身的意志明确体现为国家精神和国家历史，显然，底层阶级暂时无法实现这种权力的直接转换，那么底层的历史书写和话语表达很可能在马克思的国家观念下成为事实上失踪者。葛兰西认为真正的历史统一不只是单向度来自于统治阶级的意识表达，还包纳国家或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底层阶级隐匿化的意志表达在即便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融合在“市民社会”的话语表达与行动意志中得以与国家精神和国家历史相互结合。因此，重视底层阶级，并确立基本的底层研究纲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意大利历史随笔》这一节中，葛兰西对底层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六点研究规划：“一、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作用下，下层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已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源渊关系，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二、它们积极或消极的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三、旨在保住下层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四、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下层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五、那些维护下层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六、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
　　从这六点问题研究规划中，我们似乎可以概括出“subaltern”概念的几个特征：一是葛兰西所研究的“下层社会集团”不是永恒范畴，而是历史范畴，它们是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衍生出来的特定群体，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数量变化；二、它们虽然作为一个异质性很大的群体甚至无法定义，但是却有作为群体边界而存在的特定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三、它们具有与统治阶级互动的政治诉求，且具有改变或影响统治阶级纲领的群体目的；四、具有保持该群体持续存在并根据社会状况渴望并实现社会不同层次步骤化变革的精神能量。结合葛兰西提出六点问题研究规划后，所论述的语言：“下层集团的政党史也就极其复杂。它必须包括政党活动的所有影响，对于全球范围下层集团自身的影响，以及对于统治集团态度的影响”、“下层社会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无疑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趋势（至少是暂时的阶段）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而且，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时也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下层集团甚至在胜利的时候，也急于自卫（至少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无疑看到诸多马克思的影子，但这样的影子显然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之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的异质性很大，因此可以将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在这些不同的等级中社会地位又具有多样化的层次，故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敌对而直接对立的阵营。传统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无产阶级，那么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所发动的革命运动又是什么样的形态呢？显然无产阶级被明确的定义为资产阶级所锻造的能够使用置他们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这些群体被马克思认为即便因为社会变迁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而与资产阶级展开对抗也是因自身的利益驱使而投机性卷入的，因此天生具有保守性，而流氓无产者这一最下层的群体因为其更容易被收买而更不可依赖，只有工人这一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与大工业本身同在且没有自身财产和私人利益才会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由此可见，对葛兰西底层研究的分析必须要结合这种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同时又要将意大利现实革命因素考虑起去，另外需要注意到葛兰西使用“subaltern”概念时是被捕后在监狱中继续思考意大利革命问题时所提出的这一重大事实。葛兰西1926年11月被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逮捕时，意大利社会的南北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危机的典型，焦利蒂政府时期为服务于北方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南方被迫成为了北方劳动力供给、产品输出市场以及剩余资本要素投入的经济附庸，北方以其发达的工业化资本主义长期遥遥领先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南方，而以切萨雷隆布罗索等为代表的学者又进一步通过人种差异来解释意大利南北问题，从而在民众中形成南方种族低劣的社会认同。显然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不只是北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包括南部落后的农民问题以及发端于此基础上的种族和宗教问题，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绝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简单化了的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很显然葛兰西将“subaltern”概念搁置于《意大利历史随笔》章节下来探讨，一方面正是基于意大利革命运动的特殊性，无产阶级不只是包括工人阶级，还包纳马克思并不看好的农民阶级，甚至因为意大利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农民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土地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不断加强了对南方农村控制的天主教，因其维护传统权威而坚守农业文明价值观，从而长期抗拒现代世俗国家和工业文明的“宗教问题”，同时包括不断被资产阶级学者所渲染导致广泛流行“种族差异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标和思想意识还必须有所扩大和改变，这无疑用底层概念扩充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工人阶级内涵，同时还否定了马克思取缔“性别”和“年龄”等诸多其他差别的社会意义，而将无产阶级统一性和同质化理论思维的企图，在葛兰西那里底层充满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而另一方面，则是葛兰西身处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其书写必然要采取必要的策略，底层概念因其模糊性和意义丰富性天然成为了其书写选取的合适用语，如果考虑到葛兰西在被捕后在其寓所所发现的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以及《狱中札记》第一节中分别关于南方问题、文化霸权、有机传统知识分子的理论阐述，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葛兰西底层概念的使用充满了艺术性和智慧性，它不是在社会分层意义上谈论作为结构下层的底层，而是在领导权和国别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意义上谈论底层，这是一种有别于等级话语和阶层话语的阶级话语，因此这个“subaltern”不只包括工人阶级，还包括农民阶级，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中可资依赖的其他被压迫具有抗争潜在意愿的多种其他社会群体，其中当然包括那些隶属于底层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对底层的隐喻式和模糊式表达显然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写作技巧，而绝不是国内部分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意义上无产阶级简单化的复制品和等同物，更不是毫无理论深度而似乎可以一瞥带过的生僻概念。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2012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2BS1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SSXT102）阶段性成果】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7期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