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开启中国社会转型和农村发展的新时代

　　从2004年到2005年，中国农民好事连连。2005年伊始，中央又发布了针对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文件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提出了2005年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总的要求，部署了中央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农村、造福农民的各项工作。这个文件将成为广大农民在新的一年里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强大动力。
　　新的“一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文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将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政府还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旧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文件在总结国内外农业成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规范性意见，对各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的决心和魄力。这在中国农业政策史上是空前的，这些政策的落实将极大鼓舞亿万农民焕发生产积极性，推动我国农业真正跃上新的台阶。
　　新的“一号文件”将对我国农村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农村问题始终是制约全局的关键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建立在从农业获取全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特别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有极大的依赖性，使农民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者，那么，这个国家将滋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并终将危及社会安定，破坏国家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性。由农业向社会的净贡献转向社会向农业提供净支持，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新的“一号文件”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有能力迈过社会重大转型这个门槛，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新时期。
　　新的“一号文件”能够出台，充分反映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全新的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把国家安全、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作为主要施政目标，把对社会弱势阶层的扶助作为实现施政目标的重要政策内容，重大政策连连出台，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了新气象、新活力。这证明，在外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形下，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行动魄力是一个国家完成重大历史转变的关键所在。我们有理由期待新一届政府能够把新的治国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把中国农村社会引向繁荣富裕。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这个历史转变，是中国亿万农民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后才能够出现的。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农村不仅向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还提供了大量用于城市扩张的土地。在一些关键时期，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前行中的民族躯体。我们犯的任何政治错误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农民首先成为承受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方使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由此为结束农业哺育工业创造了条件。我们必须感谢中国农民，必须给他们以回报，必须引领他们与中国城市居民一起迈入中国发展的主流。
　　从长远的观点看，实现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长，还远没有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导致去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因素要成为推动农业持续发展的力量尚有很多难处。根据以往经验，粮食价格在粮食供应增加以后往往会下跌；而过高的粮食价格也会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2004年的粮食价格上升还与2003年粮食的大量出口产生的后续影响有关系；2004年粮食价格上升以后，谷物出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仅1～7月出口额就下降558。2005年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达50亿美元以上。预计这将成为促使2005年粮食供求形势变化、粮食价格下降的重要因素。国家对农业税减免的好处也在几年后会释放完毕。国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短期内还很有限，不可能使补贴成为农民未来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农业科技推广力量还很弱小。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尚需艰苦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预计2005年在粮食生产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有国家政策的持续作用和农民对价格的良好预期，粮食产量有可能继续增长，但农民收入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很难。以后如果能使农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就将是了不起的成就。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也严重制约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抓粮食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粮食增产不能孤立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粮食生产必须和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改善联系起来。单从技术层面看，我们完全有能力生产出满足我国人口消费所需要的粮食。我国目前粮食平均亩产在350公斤左右，如果在中低产田改造和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作出扎实努力，粮食平均亩产还会显著提高。此外，我国还有几十亿亩草地和经济林地，可以生产出大量替代粮食的肉类和果类产品。这种计算让我们乐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自然界在给我们产出粮食的时候，可能会付出生态失衡的代价；农民在接受新的生产手段的时候，也有可能付出更高的成本。生态的成本最终会转化为经济的成本。决定农民收入高低的不是亩产量，而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很高的亩产量不一定换来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因此也不一定换来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个道理说明，稍有不慎，抓粮食生产就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加大环境的代价。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按照笔者的计算，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我国粮食种植业农民在人均收入方面要赶上目前城市居民的水平，户均耕作面积要达到30亩以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粮食种植业的农村劳动力必须稳定地转移到城市13亿；乡镇企业的就业规模还必须稳定。考虑到目前有已经在城市就业的1亿劳动力在政策调整到位以后可能稳定地转移，也还净剩3000万种植业劳动力需要在以后陆续转移。按照目前的转移速度，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如果转移速度提高2个百分点，也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保障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建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国家在征地政策上的调整以及对农业税的减免给农村社会稳定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但这还远远不够。目前，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土地权益纠纷，乡村选举纠纷和集体经济利益分配这三个方面的纠纷。现行相关法规和政策虽然在这三方面有了不少进步，但距离彻底解决问题还很远，而从目前的迹象看，这三方面的政策调整也将是一个缓慢过程。（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