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证书主义文化的疯狂与反讽

　　“亮出我年轻的护照”是十多年前“红孩儿”的一首流行歌曲，颂扬年少不羁的自由精神。那时的孩子今天已经长大，在每一个人生关口，“青春”不是什么通行无阻的护照，而是要“亮出你考级的证书”！你的英语不错吗？那么亮出你的“六级证书”或者“中级口译证书”；你很会电脑吗？那么请出示“微软认证书”或者“IBM认证书”。甚至，说你会弹钢琴，那一定考过了八级吧？或者能玩围棋，那你有业余六段的证书吗？
　　我们的文化中滋长着一种愈演愈烈的“证书狂热”。一个年轻人从学校到职场的生涯几乎是一场证书角逐的漫长竞赛，宛如借用“大学变成养鸡场”这个粗暴却是生动的比喻从饲养场到屠宰场出品上市的牲口，在身体上加盖各种资格认证图章，以便在市场上待价而沽。而就业培训与指导中种种“包装自己”、“推销自己”的秘诀大多在唆使学生努力加盖更多、更醒目的图章。对形形色色资格证书的追逐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集体疯狂。
　　证书主义是一种精神分裂的文化。证书的设立出自理性的效用性标准，但却导致了荒诞的结果。“我们要注重实际能力而不是证书！”诸如此类的告诫听起来悦耳，但是对不起，你拿什么来判断和衡量能力？现代的标准化考试的确提供了一种最为方便、最为可比、最为经济的衡量尺度，它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但是，如果证书成为唯一且独霸的尺度，整个教育就可能沦为一架巨大的考试机器。在从高考到“考研”的过程中学生被训练为优异的“应试动物”，他们投入极大的精力来发展一套“高级程序”，用以应对各种标准化考试。但一旦面对复杂多变的非模式化问题，这套高级程序往往失灵，陷入所谓“高分低能”无力应对的困境。最近英语四级与六级考试的泄题事件成为一个导火索，引发出对英语教育改革的呼吁。英语教学专家刘润清认为，取消现行的四、六级考试制度是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一个关键。中科院院士谢克昌更为尖锐地指出，中国英语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造成了惊人的资源浪费。笔者对此深有同感。我曾参加过硕士研究生复试的英语口试，以及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的招生面试，由此得出的判断是，八成以上通过六级考试的学生不具备“有效的”英语交流能力，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大学生在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智力和专业会立即下跌到与中小学生相仿的水准。
　　证书主义文化正严重危及着整个教育的发展状况和青年一代的人格成长，而英语教育的失败不过是其显著的征兆而已。更为隐蔽的危机在于证书主义文化所造就的人格，这种文化主导下的个人发展极大地受制于那些可计算的、可认证的指标，而人格的多重维度创造性、想象力以及“人文精神”等等难以被计量和考核的价值却被严重忽视或舍弃。这种“证书型人格”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单面人”，导致了文化精神的匮乏与萎缩。
　　证书的另一个功用是以“确证”来获得信任。在一个失去诚信的时代，每个人自称的能力和资格都需要某种“凭据”来佐证。但反讽也恰恰在于，正是由于缺乏诚信，所有的证书都可能作假，都可能涉嫌伪证。几个月前在英语六级考试的一个考场上，身份核查人员突袭检查，大约有一半“考生”夺路而逃，因为他们都是受雇代考的“枪手”。于是，这个崇尚证书的时代也是一个伪证泛滥的时代。而且越是崇尚证书，伪证越是泛滥成灾。没有力量能够轻易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出自人们的“理性选择”。聘用者必须根据可信的凭证与标准的尺度来判断应聘人的能力，这样的淘汰选拔才是理性的。在人才市场供求逻辑的压力下，学生必须获取更多、更高级的证书来增强自己的资本，这是理性的竞争策略。而就业市场上还有一大批难以应对标准化考试的“非标准”人群，他们的理性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要洁身自好，那么就退出竞争、自甘清贫，主动选择“另类生活”。但时下标榜的所有另类生活都与金钱捆绑，如果离开了体面的职业和收入，“另类群体”不过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而已。雇佣“枪手”、伪造证书当然不是道德的作为，但就成本效益而言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何况，有多少从“克莱登大学”留学毕业的“海龟”？又有多少“老总”和高官轻巧地拿了博士学位？只因为一点道德恐惧就自甘弱势，是不是有点失去理智？供求关系的逻辑是需求创造供给，考题泄密者、“枪手”供应商和伪证制作者，他们不都是按照市场逻辑做了自己的理性选择吗？
　　每个局部环节的个体行动都是出自理性的选择，却在整体上合成了集体性的疯狂。每个人都在抱怨却又都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找不出真正的罪魁祸首，无法在整体上追究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的责任。证书主义如同一个无人操作的庞大机器，人人都受到它的压迫，都是其“牺牲品”，但同时又都是这个机器上的“零件”，都是其“共谋者”。
　　竞争从来都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状况，但将竞争纳入到一个标准化的、可计算的模式却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特征，而这种模式的独霸横行则是现代性的危机病症。现代文化离不开标准化考试和市场理性，但如果所有的人性价值与人才品质都被囚禁在单一的标准化制度之内，如果诚信与正直的道德价值都在市场理性的独霸之下沦丧，这样的“现代”是病态的。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无限扩张的批判早已对此发出了警策之声。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似乎找不出一种有效的力量来抗衡与抑止证书主义的泛滥成灾。这可能是所谓“集体行动悖论”的又一个例子：每个单独个体的努力都太过渺小而无济于事，但没有任何个体的行动，“整体”的状况将永远无可扭转。（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