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兵：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动荡一代如斯说

　　一、动荡一代不同意哥哥姐姐们、弟弟妹妹们的支持战争宣言
　　动荡一代是指出生在中国最动荡的时期也就是19966～1976年时期的那一代人。这些人到今天，最大的39岁，最小的29岁。如果依照孩童3岁有知的法则，则10年浩劫中最纯洁而又可以感知浩劫的，就是19969～1973年4年出声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动荡一代的主力军，最大年龄36岁，最小32岁。
　　本人非常不幸，出生于1969年，属于动荡一代中最老牌的主力军。本人一出生，文革已经是非常有规模，经过文革7年的洗礼，动荡一代最老牌的主力军正要出征文革战场时，战争嘎然而止。文革与我们无关乎？非也！我们看了文革整整7年。文革与我们有关乎？亦非也？就在我们上学的那一年，文革与我们擦肩而过。尽管我们一直到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小学课本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刘少奇林彪垮台了”的课文，毕竟那只是书本，我们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文革的游行，喊过文革的任何一句口号。而比我们大1岁的哥哥姐姐们，均曾在学校的组织下，为文革振臂高呼。
　　文革，中国最动荡的运动，对于我们是如此的清晰，又是如此的陌生。海峡交恶，中国最严重的分裂，毫无疑问会产生最大的动荡，应该听听老人之言，热血青年之言，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听听我们动荡一代的看法。理由如下：
　　1、人是一个最不容易否定自己的怪物，对于自己参与的东西，至死不会认错是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它是一种自上至下的否定，对于曾经为文革振臂高呼过的哥哥姐姐们来说，他们心里很少有几个对自己参加过的文革下过否定的结论。相反，他们时时有一种儿时的冲动：再喊几句口号，再喊几句口号吧？！爽、爽、爽极了！
　　就是我们的政府，也没有从根本上否认文革，至少，没有否认文革的标志人物：毛泽东。原因何在？有人说是政治的不彻底，其实没那么复杂？照顾哥哥姐姐们的心里感受呗。
　　2、人是一种最好奇的怪物，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新奇东西，最容易陷入狂热。1976年以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根本不知动荡为何物。世界还能动荡，国家还能分裂，同胞还能战争？好玩、好玩、好玩极了！
　　3、网上轰轰烈烈的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战争宣言，绝大部分就是这两部分人挑起来的。而这两部分人支持战争的言论，绝大多数是带有人类本性缺陷的言论。我们动荡一代并不同意，因为我们深受动荡之害，不同于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对动荡充满好奇。也因为我们丝毫没有参加过动荡，不同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有隐讳自己错误、唤起儿时回忆的冲动。
　　二、动荡一代认为：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唯一合法、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幸福宪政”
　　以追求人类幸福为目标的宪政称作为“幸福宪政”。人类自1689年就开始以幸福为目标探索“宪政模式”，300多年后的今天，幸福宪政模式已经完全成熟，人类幸福已经与人类宪政密不可分。
　　人类的幸福既然来自于宪政，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属于人类幸福的一部分，也必然来自于宪政。
　　三、“稳定国家、维护自由”是“幸福宪政”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两种基本手段
　　（一）“稳定国家”是“幸福宪政”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基本手段之一
　　中国人最讲稳定，甚至将稳定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幸福宪政在稳定国家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其秘招却鲜有人知道。下面给你露几招“幸福宪政”稳定国家的方式。
　　1、国家不能什么都干。什么都干的国家肯定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故规定哪些事情国家不干，对于稳定国家至关重要。用我们中国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如果只是政策、思想，“有所不为”还是一句空话。幸福宪政的优势就在于把国家哪些事情不干，以宪法的形式用例举的方式罗列出来，让天下共知之。如果国家干了不该干的事，应当受到违宪审查，应当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你看，这一招一出，国家还会不稳定吗？
　　纵观各国宪法，用此秘招维护国家稳定的频率最高。以美国宪法为例，美国宪法只有7条，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国家不得”，共有80个之多。
　　2、国家干什么必须明确。一个干什么都不明确的国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国家，甚至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无法理解与判断的怪物。故用此法稳定国家的频率仅次于用“国家不得”稳定国家的频率。美国宪法条文用得次多的词是“国家应当”，共有63个。如果国家不干其该干的事情怎么办？同样是诉讼伺候：违宪审查与行政诉讼。
　　3、稳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幸福。在这个目的之下，国家可以增加新的不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新的东西确立以后，必须有诉讼制度作为国家稳定保障。例如，罗斯福新政就确立福利国家的模型，国家如果违反有关规定，以“不作为”或者“作为”损害公民福利，人们可以提起宪法诉讼与行政诉讼。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的主体都是国家。美国宪法中的“不得”与“应当”平均到每条有20。5个之多，所有这些“不得”与“应当”均指向“国家”，包括“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工作人员”，即：上层对下层负责，国家不得（或者应当）对民众如何如何；一国宪法虽然有“不得”或者“应当”的规定，但其规定的不得与应当如果都指向公民，这个国家同样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宪法是一个在稳定国家方面做得很差劲的宪法。非常不好意思，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均属于此例。以最好的1982年宪法为例，该宪法每个条文平均出现的“不得、应当”不到美国宪法的1，在仅有的36个“不得、应当”中，无一个指向“国家”，只有0。33个指向“国家机关”，即宪法第三十六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其余35。67个“不得、应当”均指向“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
　　换一句话说，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四部宪法没有任何一部对国家“不能什么都干，国家干什么必须明确”这样事关国家稳定、人类幸福的大事，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1982年宪法138条，没有一个条文是规定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的，宪法只对“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这些小玩意儿做出了36个规定。是真正的“抓小放大”，揪住小辫子不放，放开大事不管。也许，这样一对比，你才会理解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领导总是爱对一些小玩意儿上纲上线，有了宪法还出了“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动乱的历史。说穿了，我们的宪法不是用来防止动乱，而是用来制造这些动乱、冲击国家稳定的。
　　（二）“维护自由”也是“幸福宪政”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基本手段之一
　　幸福宪政是通过稳定国家与维护自由两个手段实现“人类幸福”的。用辩证法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会把“稳定国家”看成是限制国家的自由，故有“自由与宪政的精义是你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之说。为什么国家必须稳定，而人民不仅没有必要稳定，还要确保其自由？
　　道理很简单，人是天生的，而国家是人造的。如果国家不确保人的自由，反而压制人的自由，人就不会感到幸福。就会思考如何逃离这个国家，就会制造分裂与动荡。因此，自由虽然无价，但在宪政看来，也只是实现人类幸福，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一种手段而已。
　　要想让人类幸福，民众对国家有向心力，而不热衷于搞分裂，首先必须维护其天生、固有的自由。人的自由分成两个部分，最大层面、最原始、最有潜力的部分属于“无”的范畴（无边无际、无可名状、各不相同），或者天然保留的范畴；比较小的部分是已经由法律确定的部分，属于“有”的范畴，或者“由法律明确”的范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他人）违法（国家）必救（你）。以下是对两种自由的具体分析。（
　　1、你的自由天然保留，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哪怕是宪法的约束
　　你的自由至高无上，宪法虽然规定了你的权利，宪法由此而得益：成为至高的法律，万法之母。但是，你的自由无边无际，宪法的规定不能尽其万一，你一切没有规定、不能规定、无法规定、无可名状的权利，都与你心性相随，天然保留，不受人间任何条条框框哪怕是宪法的约束。你的自由也不仅仅由宪法规定，其他法律同样可以因为规定、扩展你的自由而成为至高的法律，故美国宪法规定：“宪法和法律均是美国的最高法律”，违宪审查的标准并不是既定的宪法，而是既定宪法赖以存在的身后基础：人的自由。一切违背人的自由的法律，包括宪法本身，均是违宪的法律，自始至终不具备法律效力。
　　2、你的自由最高法律明确保护，遭损即诉，有损则救
　　你的自由中已经开发、发现的部分，或者说全人类共同的、可以从法律角度加以规定、操作的部分都应该由世界、国际、国家、国内各种组织运用可以操作的各种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下来，一旦遇到损害，你就可以向相应机构提起请求，直至诉讼保护。这种损害一旦确认，施害者必须加以补救，或者由国家加以补救。
　　自由受到保护以后，人们减少了对国家的害怕，产生了对国家保护的依赖，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加入这个维护自由的国家。因此，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锐器，就是维护人的自由。
　　台湾民众为什么会选闹分裂的陈水扁当总统，因为他们害怕大陆的政治制度会部分伤害、甚至完全剥夺他们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与其自由被剥夺或者监控，不如痛痛快快地跟着陈水扁闹分裂，但求一死，反而会有一线生机。为自由而战死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历来是不计其数的，就是我们自己也一样。陈水扁就是利用了这种心态。“一国两制”并没有消除台湾人民的疑虑，只有当台湾人民看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了，这种疑虑才会彻底消除。因此，只有幸福宪政在大陆生根发芽，自由、竞选在大陆成为现实以后，国家才会真正统一。
　　四、幸福宪政用法律手段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必然获得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赞同
　　幸福宪政用法律手段明确初始权利与剩余权利均天然属于人民，国家必须稳定，不能为所欲为。并确立了“法治”的基本意义：“法治，对国家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禁止；对个人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自由”。由此派生出几条基本法律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国会不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法律必须明确，有可操作性；对不明确的法律的扩张解释不得侵害原本由人保留的自由。法治确立的国家稳定同时也是“作为的”稳定，国家必须有所作为，作为必须高效：凡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国家都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否则，必受国家诉讼制度追究。
　　国家稳定了，人民有了明确的预期，知道国家不会干什么，会干什么，国家越轨如何补救，自由也就有了保障。自由有了保障，台湾人民不再害怕，哪里还用得着去搞分裂。随着国家得统一，人民有保障的自由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们自由的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宪法、法律的发展，使得“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之类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国家因此越来越稳定，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强，两岸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因此，损害国家统一，制造国家分裂与动荡的因素，不在岛内，而在大陆的专政主义者，宪政、宪法理念与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理想（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自由主义理想）的违背者。而对台湾发动战争的宣言，只不过是这些人继续掌握国家权力，转移矛盾焦点，以人民的肉体充当战争炮灰的一种政治伎俩罢了。作为大陆的动荡一代，我们对此非常熟悉，不会上当的。针对过去国家运动不断、思想汇报无穷、宏观调控无止境的具体情况，我们首先应当从稳定国家开始，明确界定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这是我们阻止国家分裂与动荡的第一步，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修宪，以平等、竞合为原则一一罗列“国家不得为之事项”，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设立宪法法院追查违宪者的法律责任；
　　对国家稳定的最大侵害来自于等级制度与差别对待制度，故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禁止设立思想差别对待制度。国家不得立法确立等级制度，不得差别对待各种思想、理论、个人与群体（领袖、先进阶级与等级制度），不得确立国教（指导思想、真理），不得歧视、差别对待弱势群体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违宪审查”由宪法、权利法案、人权宣言以及违宪审查制度构成，旨在确保民众千变万化的自由不受侵害，确定“国家不得为”之事；
　　2、修宪，以福利国家为原型，建立幸福宪政国家，一一罗列“国家必须为之事项”，确保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工作权与工资提高权，
　　为“有为政府”划分明确边界，推行行政诉讼制度，补救政府失职；
　　3、修宪，在现有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防止权力异化”，促进大国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
　　“竞选制度”由竞争性选举及其配套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构成，旨在确保公民的平等权、“选举的竞争性”、国家权力的非异化与国家教育的多样化：选举必须定期、公开、公正，必须不附条件（对未成年的年龄限制除外），国家职位必须通过竞选取得，这样，我们的宪政就从飘忽不定的一条边阶段（无限政府），直接达到“违宪审查、有为政府、竞选制度”稳定宪政阶段，人民的幸福指日可待，国家统一指日可待。
　　最后，让我们以李锐（引者注：李锐同志是广受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秘书）同志《何时宪政大开张民主中国一个老三届思想者的心路历程序言》中的几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西方的词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引者注：搞个人崇拜就是搞邪教。）。权利（Right）同正当也是一个同义词。英国学者说的这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我们中国产生不出来。西方国家的宪政，由全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已成为社会习惯，因此张三、李四都可以当总统，出现不了强人政治，也不需要语录当家，舆论一律；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互相指责，意见分岐通过议会解决；各种报纸互相竞争，揭恶扬善，广开言路，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设新闻检查机构。（这次美军在伊拉克虐俘即由美国自己的报纸揭发。）当然，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点，但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有所解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已列入宪法，这是很大的进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深得民心之言，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内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并举，所谓政治文明，岂不就是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政吗！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发表著名的长文，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可惜所提意见一直未能付诸行动，之后反而出现系列不幸事件。民主的大道理，说起来谁都懂得，宣传民主的文章也不少见，但为什么还是只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还是喜欢权威主义呢？问题就在积习难除，仍是党政不分，党大于法，一把手说了算，百代皆行秦政治也！。孙中山的阴影、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大地呵！
　　我们这些耄耄之人，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十五大召开时，我有长篇上书，谈如何防左；十六大召开时，我又有长篇上书：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促进党内民主五条、国家民主五条。保障人民的各项自由的实现是民主的关键所在，却从未得实现。宣传部门的职责仍在控制思想，监管舆论，设置禁区，以求思想一律，意见一致；否则，动辄查封，上黑名单，乃至监禁、逮捕、剥夺工作权利，造成唯上是从、众口一声的局面。有些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怎样过渡呢？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要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现在的言论自由只存在于嘴上、网上，民间流传的调侃谚语太多了，大庭广众中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听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言论自由应进入正常轨道，首先要做到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
　　中国的事急不得，但太慢也不好。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已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一天。我在七五旬寿诗中曾有感叹句：何时做个自由人。今年八十进八有感最后两句是：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这权且作为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