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乡村政治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张行健（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首席记者）：现在三农问题引起了政府、学界及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共和国总理最头痛的问题。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的确，三农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张：也就是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民有没有钱花，有没有饭吃这么简单，用江总书记的话说，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于：在我看来，同整个社会结构一样，关于农村问题研究也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论述了这三个领域的差异。他认为，经济领域是遵循效益原则，是社会主导性基础，政治领域是安全稳定原则，而文化领域则是个性原则，显然他放大了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国家权力主导社会发展是其最为基本的特质之一。特别相对传统的乡村社会而言，经济利益总是以各种方式被掩盖，最直接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而其文化形态也只能是权力支配性的宣扬。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要将中国农村的问题放在整个20世纪社会转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考察。我认为，这种考察是全面认识中国农村问题必不可少的。
　　张：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许多学者都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在你看来，什么是中国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所在？
　　于：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问题，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的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到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实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再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背景的城市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袭。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而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我倒觉得农民自始至终都是弱势群体，从历史上看，他们都没有话语权，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和场所。正因为如此，当农民忍无可忍之时，才会出现暴力倾向。
　　于：从理论上来讲，弱势群体利益的表达方式大体上有体制内表达和反体制表达。中国近现代史的农民运动和现阶段农民反对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件，都是在体制外寻找实现自己利益的方式。这些事件表明，当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正当的政治表述时，要想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各方的协调发展就会特别困难。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争取农民的国民待遇，绝不能停留在对二元社会体制的突破上，更应将争取社会发展的话语权作为目前农民最为首要的任务。农民只有获得了这样的话语权，也就是获得了与社会强势阶层对话的权利。
　　张：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一点文化都没有，即使给他们说话的权力，他们也不会说，说不出来。
　　于：的确，现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是农民是否有说话的能力。这种观点所持的理论前提是：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传统的造反意识会使农民的政治表达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农民的领袖们最终大都会异化为压迫农民的统治者。实际上，作为理性人的中国农民，他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农民也从来都在寻找自己利益的表达方式。关键是要进行农民组织化创新。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运动史表明，农民组织作为政党政治动员的工具，组织功能的外化是这些组织最终不能代表农民的根本原因。现在村民自治组织是让农民自己说话的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的范围只是在村这个社区，而且受到了国家农村基层政权的制约。乡镇一级的社区实行自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在这些社区性组织之外，建立政治性的农会组织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摘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