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国际发展政策中的社会性别与老龄化问题

　　国际社会对于老龄化问题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意识和理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老龄化中的性别不平等和老年妇女的关注嵌入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干预之中进入国际发展议程，并经由一系列全球大会逐渐融入了全球政策框架。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国际老龄化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政策转向，即从狭隘的旨在改善老年妇女福祉的人道主义取向转到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战略支撑的更宽泛的发展干预。
　　全球老龄人口的女性化趋势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老龄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21世纪必将是老龄化的世纪，20世纪留下的这笔遗产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在席卷全球的银色浪潮中，老龄人口的女性化现象日渐成为普遍化的一个全球趋势。在几乎所有国家，老年妇女的预期寿命都超过男性，加上进入老年期后死亡率上存在的性别差异，妇女在各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口中都占多数。这种性别失衡在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即80岁以上的老老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战胜病魔延年益寿的成功故事，但这场胜利的悖论在老年妇女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证据表明，世界各地妇女整个生命周期在获取教育、就业、收入及其他资源上都面临各种歧视，妇女和男性进入老年时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资源因而是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性别与年龄歧视互为交织，致使老年妇女更易于陷入贫困、健康风险、孤独依赖及政治与社会排斥等脆弱境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速，老年女性面临的大量问题开始纷至沓来。
　　国际社会的政策回应
　　当代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给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对此做出创新性的回应。在全球层面，由于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及传播，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研究的拓展，各种全球性学术和政策辩论的开展以及有关信息和知识的广泛交流等，都为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国际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社会关注老年妇女的困境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1975年）。这次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虽只在一处提到应特别注意老年妇女的需要，但大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妇女包括老年和残废妇女社会与家庭保障”决议。该决议“敦促各国政府斟酌情况，促进建立日间托儿所、文娱和社会活动中心，妇女、受她们抚养的子女和年长或者残废或生活贫苦的妇女借此融入社会”。1980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同样仅在涉及保健时提到应将注意力特别放在年老妇女的需要上。这次大会也专门通过了一个“老年妇女与经济保障”决议，提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使1982年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特别注意老年妇女在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并要求秘书长收集关于老年人的数据时特别收集关于老年妇女的数据。
　　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是以较系统化方式探究老龄化中社会性别和老年妇女问题的一个起点。这次大会通过的《国际行动计划》是有关老龄化的第一个国际文书。关于老年妇女特殊经济与社会需求和作用的阐述分布在整个计划的各个部分。它勾勒了老年妇女面临的诸多困境，呼吁有必要使整个家庭包括其男性成员在内能接手分担家务和帮助老年人的责任。鉴于妇女的收入普遍低于男子，而且她们的就业常因生儿育女和各种家务而中断，它强调老年妇女和男性都同样有获得各种社会保障的权利并敦促在各种相关政策中为妇女提供其应享有的社会保障。
　　1985年在肯尼亚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在多处阐述了解决老年妇女问题的对策，比如，努力使老年妇女尽可能在自己的家里和社区里过有意义的生活；使妇女能在一生中的这个时期以创新性的方法来争取新的机会；应认识到并消除用刻板定型观念看待老年妇女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树立积极的妇女形象；应重视研究和处理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的健康问题等等。
　　2002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被公认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国际政策干预的一个新里程碑。会议通过的《马德里老龄化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系统阐述了三个互为重叠的关键性优先领域：即老年人与发展；促进老年人健康与福祉；确保建立有利的支持性环境。在勾勒这三个领域老年人面临的问题、目标及具体行动时，它不断提到老年妇女面临的各种独特挑战，涉及的内容包括参与决策、经济参与、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以生命周期方法促进老年妇女健康、减少老年妇女可能遭受的一切形式的漠视、虐待和暴力以及塑造老年妇女的积极形象以增加其自尊等等。
　　经由上述全球大会和联合国系统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实践，老龄化问题所涉及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和老年妇女的能见度大为增加。
　　从改善福利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策转向
　　从上述全球大会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举行的全球大会，不论是有关妇女还是老龄化问题的，在对待老年妇女问题上的政策路数都颇为相似。那时候，人口老龄化问题虽在一些发达国家业已是存在已久的事实，但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尚未浮出水面。那时的政策行动狭隘地着眼于基于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满足老年妇女需求的福利取向。
　　然而在两届老龄化世界大会之间的短短20年时间里，人口老龄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萌发，并以比发达国家更迅猛的速度在推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性别平等作为一个交叉性问题被纳入环境、人口、人权、社会发展等各种主题的全球大会之中，而且，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确定为促进男女平等的一个全球主要战略后，联合国系统一直在各个发展领域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人口老龄化政策和方案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也越来越凸显。这在联合国一些大会文书、决议、秘书长报告、妇女地位委员会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等机构的决策中都有突出体现。2002年马德里世界老龄化大会的两个成果文件都明确提到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问题。
　　受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启发，国际社会提出了将老龄化和老年人问题主流化的政策探究。国际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老龄化问题必须被融入更宽泛的发展进程，并关注整个社会和各个年龄段的人们。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将老龄化问题纳入主流从此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联合国系统各个专门机构也都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对这两种主流化做出承诺并付诸实践。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继2002年制定了《把社会性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之后，2009年又通过了《将社会性别分析和行动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战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开发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妇女、老龄化和健康框架，用以探究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即健康、参与和保障这三个关键性领域的社会性别维度。这个框架还将社会性别和文化当作影响其他健康决定因素的交叉性因素，并用生命周期方法剖析了其他各种影响因素。这个框架为决策者和实践者同时采用社会性别和年龄视角改善老年妇女的健康和福社提供了指南。
　　各种国际会议文书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开发和政策干预不单起了推动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它们或显性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各国政策的老龄化政策和实践。然而迄今为止，现有人权体系对老年男性和妇女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像《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和马德里行动计划等国际文书毕竟都只是“软法律”，成员国有执行的道德义务却没有法律义务。尽管付出了大量主流化努力，但不论是社会性别还是老年化问题主流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前面的道路还将很漫长。
　　《中国人口报》2012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