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公共空间

　　村庄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也存在着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当这些社会关联和结构方式具有某种公共性，并以特定空间形式相对固定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村落公共空间。
　　村落公共空间的形式多样，例如，由居住群落的聚合性而自然形成的院坝，因其有利于居住者的心理认同和信息共享，构成了村落社会最初级的公共空间；围绕着祖宗祭祀所形成的家庙与宗祠，由于发挥着构建亲缘与伦理性秩序的功能，成为传统村落社会最典型的制度化空间；而人民公社时期由各种政治与社会聚会所形构的政治性社区，更是世纪至年代中国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最显著特征，只不过它的基本功能不仅在于形塑村落文化、形成社区意识和分享社区信息，而且是要同时实现国家大文化对村落社区地方性知识的撤御和重新组装，因此，这种公共空间并不只是属于村落的。
　　然而，当笔者在世纪年代下半叶深入四川刘村进行田野工作时，却发现如今纯农业村落公共空间的结构方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社区的记忆已经悄然地淡出了村庄，另一方面，各种经由集体经济和政治全能性治理所打造的经济关联与政治性社区也随着土地下户而消解，作为一种替代性现象出现的，则是以各种人情往来为基础，以村落内部的红白喜事为载体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形式的凸现。
　　红白喜事作为村落公共空间的表达方式从来就有，即使是在破四旧最为彻底的文革时期也以某种形式和规模存在。但是，现今刘村红白喜事的规模却越来越大，谁家有喜，谁家举丧，事主不需要发出邀请，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会自觉地派代表参加。村落社会的信息传递靠的是口传，但像这一类的信息却几乎不会漏传，结果，便形成了一家有喜，全村送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场面。我在村里的日子，曾亲历过几次丧事，每逢此时，无论农事忙闲，全村各户人家皆会往而聚之。丧事的规模之大，人气之旺，气氛之隆重，甚至超过了一些全村性的行政性聚会。
　　公共空间是村落中人进行精神交流的共同场域，这种精神交流在大集体的政治性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稀缺的行政性集会又日益与村民的利益需求脱节的情况下，更是需要寻求一种表达的场所。红白喜事恰巧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于是，红白喜事的社会功能便由单纯的庆贺和哀悼扩大为包括这两者在内的社区成员的非正式聚会，这种非正式聚会为村落成员的见面、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场合，它部分地填补了村落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落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
　　除此精神性需求之外，红白喜事作为村落公共空间的载体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基础，那就是人情的互助与往来。人情的互助与往来外化为一种仪式，特指在上述集体性互动中向事主赠送礼金，通过礼金的赠送，一来再生产社区的感情，二来也为事主筹措办事所必须的经费。因此，如今礼金的流动已经成为村内人情沟通与经济互助的物质表征。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和经济互助方面的现实需求，支撑着以红白喜事为载体的村落公共空间的存续。
　　红白喜事作为村落性公共空间虽非正式，但却存在着比正式化的行政聚会更为强烈的情景支持。同为村落中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能肯定不求谁？谁又能公然地不给对方面子？所以，无论是参加红白喜事，还是借红白喜事对事主进行经济支持，对亲朋故旧表示友谊，都是非得进行不可的事情。村民们说，平日里结冤的，正可借此机会修好。至于人情往来对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村民们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理解，仅从一次性的人情往来看，我可能是支出，但从长远看，却是可以得到回报的。这就叫做亲帮亲，邻帮邻，一家有事，大家支持，一家花钱，共同筹措。如果有谁不这样做，作为村落中人，那他大概是有些问题的了。俗话说唾沫星子淹死人，在这一点上，民间的非正式规范远比由国家输入的村规民约有效，且无需制度化的监督，村落情景和民间舆论本身就是无形的压力。因此，红白喜事作为公共空间的运行也远比诸如村民代表会议等制度化空间形式有效。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批评家将这种并不局限于刘村的现象视为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的死灰复燃，且以为随着现代化变迁的深入，这些东西会渐趋消亡，如今，面对着日益勃兴的传统，泛意识形态的解释看来是不大得力了，对于村落社会公共空间形式变化的思考，也开始立足于村落社会本身的角度。于是，我注意到，以非正式的制度结构去重新编织与串联日益松弛的村庄关联链条，看来是缺失了集体化的机械联结，但却又有着社区互助与合作需求的村民以红白喜事这样一种传统方式去形构村落公共空间的基本动力。这种形式在表象上虽然十分的老旧，它却内蕴着强烈的时代性社会需求。
　　事物的发展并无不可理解之处，具有公共交往和民间互助需求的村民在缺少其他外源性制度创新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在他们所熟悉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中寻求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满足。因此，以红白喜事作为满足村民公共交往需求的一种方式，也并不一定就会构成妨碍村落变迁的文化障碍。问题只是在于，这一传统的复兴、再造与泛化，对于纵贯整个世纪，而且仍然将在新世纪发挥作用的村庄规划性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现代的断裂？还是一种更为符合历史变迁逻辑的传统与现代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