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

　　杨小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对杨小凯的评价，恐怕不能用他的研究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类标准，因为他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继承性（与批判性并不相悖）也是无可怀疑的。问题是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当然，我是拿他与其他世界上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相比。
　　杨小凯自己很看重自己的工作。记得约五、六年前，他说他的理论框架可能在年之内成为大学讲坛的主流。时间流逝，20年很快会过去，我们只能谨慎地等待结果。如果杨的预言成为现实，那可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够褒奖他的。经济学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和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撒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经济学创新周期中，杨小凯他们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够被已经显得保守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那他将获得不可撼动的经济学乃至人类科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然，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声誉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队伍。
　　一个理论或一个理论框架究竟多么重要，评价起来远比理论的正确与否困难。张五常曾经对杨表示过一种保守的评价，大概这种评价到了杨小凯的耳朵，杨小凯很快表示了一种谦虚的意见，还把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可是，在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这本新出版的中文教科书里，他又十分自信，预期他的框架会替代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他再没有提供这种替代的时间表。
　　马歇尔这位大师也做了亚当斯密理论的形式化的工作，杨小凯的工作与他的工作相类似。马歇尔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价格理论形式化了，后人又做了大量补充。现在看来，这部分理论是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关于分工可以降低资源稀缺性并提高国家财富拥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数学上一直没有被形式化，因为马歇尔的时代还缺乏成熟的数学知识，后人也没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杨小凯抓住了机遇，这个工作他做了。
　　杨小凯的工作是如何批判和继承前人的工作，这在他的新的中文著作中有十分清楚地介绍，我们在这里就不用重复了。我希望对本文有兴趣的读者至少要读一读他的几本著作的导论部分。
　　杨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容易拿他与马歇尔相比，这是激动人心的（我自己几年前就想到这种比较）。但仔细想想，有几个道理或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比较中十分慎重。第一，马歇尔（实际上还有不幸早逝的杰文斯）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以前经济学家还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论的办法。由于他的工作，一个新的经济学时代到来了，数学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变得十分迅速。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第二，经济学家在评价文献重要性的时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难度来作为文献意义大小的标准之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杨小凯的工作可能还不足以被人认为达到超群绝伦、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在撒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引入了大量数学知识来处理一些新发展的经济学思想（如信息理论、决策理论等），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引入不是简单的形式化，而是通过数学的引入使经济学思想更加丰富。我们很难判断杨小凯的工作难度比当代其他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工作难度是否更大。有的重要经济学家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例如，米尔格罗姆更强调研究资本积累、交易费用和市场环境的价值，而不是专业化问题。第三，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在逻辑上的自洽性达到了一种十分完美的程度（反过来说，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变得十分容易传播，这是它占领大学讲坛的重要原因。也许杨小凯的新框架还需要在数学形式上有所创新，才能占领更多的大学讲坛。第四，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他的内生专业化的分析框架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一种形式化，尽管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斯密理论的理解。也就是说，杨小凯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见长，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见长，尽管的思想高度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按照杨自己的说法，“至尽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但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家的评价，历来是对思想的看重超过对工具的看重，否则，哈耶克和科斯这样的学者也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好了，我想说，杨小凯是一位天才式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掂量这位天才的时候，也不要拿错了天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最后，我还想通过比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杨小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华人世界的经济学讲坛上开讲他的著作是恰当的。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我们是熟悉的，但我总在想，读像杨小凯这样的学者的一本书，胜过读加尔布雷斯一生的著作，个中原因，是我们很难把加尔布雷斯看作一位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第一，杨小凯的工作对前人的工作有继承性。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但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会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汗牛充栋。我们读杨小凯的书，发现他不仅继承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把它形式化，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也不是简单否定。这样一种态度是科学家的普遍态度。第二，杨小凯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整个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在人文知识界，有大量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人士，他们工作固然很有现实意义，但却没有重大的知识积累的意义，因为他们总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理论很难被“证伪”。杨小凯写下了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折服。我们不敢说他的所有论点都是准确的，但他无疑是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在说话。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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