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告别革命的路径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成功地展开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官员腐败、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农民税收负担过重、城市周边农民丧失土地、环境污染等。这导致了政府称之为“群体事件”，而学者称之为“集体性抗争事件”的频发。
　　“集体性抗争事件”是三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理想形态：革命、骚乱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大多数革命一般都肇始于社会运动，只有当统治者对某些社会运动应对有误时，那些社会运动才会走向极端，导致革命性的结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谓明智之论。但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的可能性。
　　抗争地方化和非政治化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的集体行动具有以下特点，即规模大大缩小、抗争动因主要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原因、抗争所反对或诉求的对象不是政府本身而是地方官员或公司企业的老板。原因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逐渐退出。人们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与中央政府紧密挂钩，即使面临下岗和失业问题，人们也很难直接怪罪中央政府。许多社会矛盾因此地方化和非政治化。
　　90年代后进入主流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他们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没有浓厚兴趣。同时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复杂，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这些因素加速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解分化。因此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中国不再有之前出现的那种统一的反体制话语。没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支撑，中国的抗争运动大多只能停留在经济利益取向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访渠道被不断强化。各级政府通过加强对信访事端的处理能力去平息集体抗争事件及苗头。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化，信访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才能得到更有效地解决。
　　90年代以来，政府也对集体抗争事件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包括对组织闹事的带头人予以严肃处理等，这些对策进一步促进集体抗争事件向着小规模化、地方化和经济利益取向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了大动乱。但与此同时，这些对策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在集体抗争行动方面的组织能力，使运动积极分子和闹事民众不能在制度化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走向政治成熟。
　　中国目前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有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对“维稳”有当前的好处，但同时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失去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如今集体抗争风起云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没有让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因而，中国政府会采取父爱式的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导致了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兴高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提高欲望。这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执政压力。有时甚至会使老百姓拿到好处的同时，也提高了对政府的失望。
　　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
　　在中国，媒体和公共舆论在政治层面上往往会与体制拉开一定距离。中国有不少新闻记者以打“擦边球”为荣。当一个记者因为发表了某些文章而遭到政治压力时，他在同行中的威信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有记者因为文章被撤职或受到更大惩罚，他通常会成为大众英雄。当有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发生时，记者往往会试图突破禁区加以深入报道。在公共舆论中，许多人热衷于在字里行间和小道消息里找新闻。
　　相对美国媒体的就事论事，中国记者几乎全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他们有很强的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深层原因来分析的倾向。而如今西方的媒体和公共舆论之所以趋于保守，是由于西方社会目前有着一个霸权式的，能为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有“法律选举”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西方新闻记者和公共舆论即使在面对重大政府失误和重大社会问题时，他们的主流声音是建设性的批评，而不可能是从政府体制和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找原因的煽情式批判。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没能建立一个相应的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这种现状加剧了各种社会问题，导致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缺乏共识。目前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政治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但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
　　中国集体行动的现状和未来
　　目前不少地方官员在自身或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和既得利益者倾斜，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仍在，大多数百姓的总体生活水平仍在提高，大家的不满基本来自相对剥夺感而不是绝对剥夺感。此外，虽然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集体行动，但这些集体行动的背后都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行动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行动就只会停留在争取经济利益层面。
　　目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财政收入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盈余。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各类社会矛盾就可能会出现整合。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转换成资本密集型模式。如果这一经济转型不能成功，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早期所取得的发展成功也不可能得到巩固。在高速发展期内，一个国家的社会也会经历深刻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未能及时建立；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不断重组，这种利益重组往往同时又带有很大的不规范、不公正和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者没有安全感，而失意者则有失落和不公正感，整个社会充满浮躁；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下，人们对生活的欲望也会大大提高，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会从温饱转移到各种价值的追求。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有不少学者发出警告：“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能不能越过这道槛，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成功地处理好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取决于政府对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
　　目前中国政府面对种种集体行动的两个常用对策是：直接用钱解决问题以及加强上访制度。简单地给抗议群众发放“安定团结费”会鼓励民粹主义，而在一个正在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用加强上访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将有更多的后遗症对上访问题的过多解决会鼓励民粹主义。中央给予信访部门过多的权力将使信访部门成为太上皇而使地方政府和法律失去权威。当大量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时，百姓又会对中央失望从而使原本属于经济和法律范畴的问题政治化。再加上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上访机构即使再加强也不可能应付这一局面。
　　自1993年起，我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连续讲授了十多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2004年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在该系为研究生讲授这门课程。这门课程的成果之一便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我希望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让大家了解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怎么才能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