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人们为什么讨厌“公知”？

　　“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认为，“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公知；1、足够出名，2、经常对社会公共事物发表看法”。又有人认为，“公知是抱着大树喊砍树的人”。“公知”到底有没有真伪？又如何辨别？
　　近日，北大校友周濂先生写的“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财新《新世纪》2012年7月9日）一文，对“公知”问题作了精彩的分析。但是，由于周濂先生囿于既定的自由派立场，并且不能深入到文化的背景去解剖问题，所以，他的分析常常欲言又止，许多结论也往往似是而非。
　　本文主张，不要急着先给自己设定立场，应该先彻底弄清“公知”的本质，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偏好去选择立场。
　　我们先来看看周濂文章的精彩之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周濂针对的是“谋篇博文”，那篇博文提出：“‘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人。‘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周濂认为：“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
　　结果，“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
　　可是，如果大家不过都是在维护和推进自己的利益，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周濂提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显然，周濂设想了一个“协商民主”的美好结果，然后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但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在我看来，周濂通过展望一个美好未来，而把当下的“公知争斗”问题给取消了。可真正的问题是，即便利益分化足够明白、足够彻底、足够公开，即便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公知争斗”的问题依然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我认为，周濂在“公知争斗”上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因为，“公知争斗”的本质，是通过“品牌竞争”去争夺“意见市场”的“市场份额”，利益分化的程度、透明度及利益的表达与分配机制，根本没有改变“公知争斗”的本质，不同的仅仅是“公知争斗”的方式；通过展望一个美好未来及“相煎何太急”的劝说，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的“鸵鸟主张”。
　　按照这个简单的道理，公知“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就不是一种什么“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哪个公知大褂底下及背后的东西都是利益，大家的目的都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更加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利用现体制的僵硬和空隙之处，去寻求自己的获利优势。
　　按照这个“世界观”，真正的公知固然不是先知，但乌合之众就是喜欢盲从，公知一个正确往往可以遮挡很多错误，所以谁是“真正的公知”其实根本无法判断。“质疑”、“打碎”、“驱散”本身也是一种“意见产品”，所以问题不是“质疑”、“打碎”、“驱散”，问题是谁会相信特定的“质疑”、“打碎”、“驱散”本身就是“真正的”。就是说，即便能够知道谁在“装成先知、哗众取宠”，谁又在“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我们也很难让所有人都感到黑白分明。
　　因此，周濂文章的精彩完全是表面化的；问题不是哪种利益更正确，问题是利益冲突根本就不是一个真理冲突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可以用于判定“真正公知”的“一看便知的中立客观标准”。自由派公知确实并不比非自由派公知更高尚，我们只有这样假定，才不至于鼓励有更多的人去冒充自由派公知或非自由派公知。所以，背离“利益还原论”才会导致“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现在清楚了，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时，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背景，真正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讨厌“公知”。人们讨厌“公知”，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特定的“意见产品”，更不喜欢别人的“意见产品”削弱自己或自己认同的“意见产品”及“产品份额”。“意见市场”上没有真理，只有偏好，而偏好就意味着情绪与理性的混杂，意味着情绪能够压倒认识。事实往往被意见所污染，“意见市场”充满了“损招”及“恶招”，永远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和理性的协商。
　　不幸的是，讨论中的“公知争斗”，还因为中国特色的“小圈子文化”而使是非更加混浊。“小圈子文化”是人情面子的天堂，却是理性原则的地狱；“粉丝”就是“情丝”，“利益共同体”不相信眼泪，更不相信真理。所以，中国的“公知争斗”没有出路可找，通过“现体制的僵硬和空隙之处”去确立自己的分配优势，就是所有“公知争斗”的硬道理。
　　“意见市场”本质上是分割及碎片化的市场，不管是用道德义愤还是意识形态的手段，“意见产品”的生产者及消费者不仅要扩大自己的利益，还要增加别的“意见产品”的成本。所以，“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就意味着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去“媚人数尽可能多的俗”或“仰仗势力尽可能大的权”。不少人把“意见市场”幻想成“思想市场”，可即便存在“思想市场”，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要么受政治逻辑的压抑，要么受费用逻辑的压抑，要么两者兼有之；“思想市场”或“意见市场”是相对封闭的。
　　总之，很难做到“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这意味着不从既定立场出发，至少在分析问题时这样做。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动机问题清楚而不必讨论，别人的动机有多肮脏，你的动机就有多无耻，“人格资历”而不是“实质内容”的关注，往往是“伪公知出笼”的明确信号。
　　仅仅是在利益的尽头，如果能够超脱于“情丝”和“小利益共同体”之上，能够尽可能降低“利益相关度”，能够以尽可能纯粹的逻辑去分析问题，“公知争斗”的真相才有清晰的可能。即便是这样，我所说的也仅仅是一种微弱的可能，它对人的“有限理性”要求太高了。人本来就是愿望而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有理性仅仅是因为理性碰巧与愿望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