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酒席的性质

　　荆门农村的酒席之多，已经到了无人可以忍受的程度。到了农闲时间，农村便几乎是家家办酒席，户户送人情，村民常常因为一天要吃几处酒席，而不能亲自赴宴，只好请人代送人情。荆门人民办酒席的理由很多，红白事办酒席理所当然，小孩出生“喜九”要办，满月要办，周岁要办，十岁要办，二十岁要办，接下来每个整数的周岁都要办，一直到去逝。近年在生日办酒上又有进一步的新情况出现，即不仅逢十，而且逢五即可开办酒席，诸如五岁宴，十五岁宴等等。荆门人民还有很多办酒席的理由，小孩考上学（大学、中专）要办酒席，参军要办酒席，作坊开业要办酒席，店铺开业要办酒席，新房落成要办酒席。甚至有一农户建新房落成第一层，办了一次酒席，再过两年，落成第二层，便再办一次酒席。
　　荆门人民办酒席，一定会非常地丰盛，大鱼大肉，好烟好酒，一次酒席下来，至少得花好几千元。
　　荆门人民为什么这么喜欢办酒席？是否因为荆门农民特别富裕，或他们特别好吃好喝，或他们在乎面子要炫耀性消费，或他们就是喜欢办酒席？否！荆门人民办酒席的目的，是收回自己的人情债，甚至希望通过办酒席来赚取人情收入。荆门人民是很精明的，他们不会做亏本的生意。荆门人民越来越喜欢办酒席，是因为出席酒宴的人一定要送人情。
　　出席酒宴的人，在荆门农村一般包括三种人，一是本村民小组的人。一个村民小组构成了一个人情圈，本组村民办酒席，村民一定得去凑凑热闹。二是朋友，以前的小学中学同学，生意场上的伙伴，关系一直很好的同龄人们。三是亲戚，每家都有亲戚，妻子娘家的亲戚，远远近近的表亲等等。一次酒席，招待的客人以本组50户，每户来一人计算，有50人，以30个朋友同学来算有30人，以20家亲戚，每家亲戚来3个人计算，有60人，这样下来，不算那些帮忙打杂的人，就有一百好几十人的规模，一次就得摆出十几桌酒席。一般结婚酒席规模最大，多者可以达到五六十桌，少者也有二十多桌。每桌都是大鱼大肉，一次酒席花几千元就很正常。
　　所有参加酒席的人，都不能白来，而必须送礼。送礼的数目因关系远近及酒席的种类，而有很大不同。本组村民一般20元到50元，朋友同学50100元，特别的亲友，比如舅舅参加外甥的婚礼，没有几百元出不了手。一般情况下，办酒席花的钱虽然也多，收的人情钱总是更多。没有人送人情时，可以将送的人情吃完再走。这样，办一次酒席就多一次增加收入的机会。我想最初出现酒席时，恐怕就是为了众人抬一，由一大群人出钱援助一个要办事（红事白事等）的农户，让这个要办事的农户度过办事时无力支付的窘境吧！
　　荆门人民酒席越来越多，酒席就越来越成为负担，人人惧之却无法摆脱。可以计算一下，如果按以上办酒席的节奏，一个五口之家，基本上每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一个50户的村民小组（人情圈），一年就要办20多次酒席，加上朋友亲戚，又是二十多次酒席，一年下来，每户总共得出席约五十次酒席，每户送50元人情，就得送近3000元出去。对于不很富裕的荆门农民，一年3000元人情，的确是很大的负担，又确实是不能不出的负担。
　　荆门农村酒席由可能是众人抬一的互助，变成今日人人陷于其中苦不堪言的麻烦事，实在让人无法想通。
　　与农村酒席如上困境完全不同的，是关中农村的酒席。关中农村酒席的种类及数量都远比荆门为少。关中的酒席一般为红白事，即婚嫁或丧事。小孩出生，除第一胎满月摆几桌酒以外，再不会办其它的酒席。做寿的事情，不只是十岁、二十岁不做（也不能做），即使七十岁、八十岁的老人，除非家庭经济条件十分地好，一般也不做寿，关中农村办酒席少，酒席却还丰盛，尤其相对于关中农村日常生活中生活的俭朴，酒席不止是丰盛，而且被我们同去调查的几位伙伴怀疑酒席是被关中人民有意用来改善平时艰苦生活的。以中档婚事酒席为例，一般会有610个凉菜、68个热菜，有酒、有烟。这个酒席的水平，我们在关中武功县新庄村调查近10天的吃喝中，一次也没达到。我们住在村文书家中，村文书家的经济条件在全村应是相当好的，住房也极宽敞。文书家的伙食，却每天是咸菜就馒头。唯一一次吃上肉，可能是董磊明有些熬不住，不经意暗示的结果。据村支书讲，关中农民一年人均吃肉在5斤左右，荆门农村人均吃肉，估计在50斤左右。的确，相对关中来说，荆门农民则好吃得多。平日里再困难，也会有几个新鲜蔬菜，不时有一些荤菜改善生活。荆门农民不关心建房，而关心吃穿。或者更抽象地总结，荆门农民不关心长远投资，而更关心现实享受。关中农民建一栋漂亮而宽敞的住房的人生目标，在荆门人看来，是太远大了，以至飘渺起来。
　　关中的习惯，不仅是办酒席时吃得异乎寻常地好，而且来吃酒席的人几乎不送礼。外甥娶媳妇，在荆门农村，舅舅至少得送几百元钱，送千元以上不少见。而在关中，舅舅不送钱，只“搭红”，送一个被面或毛毯即可。如果送钱，一般亲友和户族的人，也就5到10元，20元便封了顶。
　　吃的又好，送的又少，这样的酒席，对于事主来说，真是不划算的事情，而对于客人来说，确是打牙祭改善生活的难得机会。这样的酒席，没有人愿意办，这也是关中农村酒席极少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关中农村，事主在办酒席时只收了那么少的人情，却要办那么好的酒席出来？
　　关中农村办理红白事时，一定要由户族来办，在办理红白事期间，户族所有家户一并过来帮助，也过来吃饭。一个户族1020户人家，约100口人，这样规模帮助办理红白事的班子，一定十分热闹。户族参与办理红白事时，不会认为是在帮别人办事，而是在办自己的事情，因为红白事本来就是户族的事情。在存在广泛面子竞争的关中农村（以建房和厚葬为典型，至今如此），户族办理红白事，就不只是事主一家的事情，而且成为户族之间竞争的表演，一个户族办理红白事的热闹程度如何，生活水平如何，已经成为这个户族地位与声誉的重要方面。因此，如果有的事主家庭经济条件好，而竟在办酒席时的生活水平低，户族内部就不会同意。而如果事主家的确比较穷，户族内允许事主将就办一下的力量就会占到上风。
　　换句话说，关中农村红白事的酒席，已经成为不同户族之间进行面子竞争的工具，这样的酒席具有公共性。而荆门人民的酒席，仅仅是自家的私事，只是他们自家的私事，会迫使其它相关人员不得不参与其中。关中农村则因为红白事是户族的公事，而迫使事主参与进来。无独有偶，罗兴佐讲，江西办酒席的情况与关中农村十分相像，一是酒席少，二是人情少，三是酒席的公共程度高，即使酒席成为不同房派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一房都希望本房办的酒席压倒其它房，而一个房没有办出象样的酒席，一定会受到其它房的嘲笑。
　　为什么荆门农村的酒席成为私事而关中和江西农村的酒席却具有高度的公共性？这与荆门农村农民的高度分散，而关中和江西农民还有一定的组织化有关。具体来说，一旦农民高度分散之后，村庄舆论力量便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那些以办酒席来敛财的行为，虽然为所有村民不满乃至愤恨，所有局中的村民，却又不得不主动地参与其中，而在农民一定程度上被组织起来的地方，试图通过办酒席来敛财的行为，会受到强有力舆论的评击，规模超出农户的事情，很快便变成了公共的事务。关中新庄村一个村民小组长曾颇为羡慕地说，听说有了地方办红白事收的人情可以抵支出有余，那真是好事，因为这样就可以帮事主度过他们办红白事这一类人生的难关。这个村民小组长的想法很好，他却未曾料到，荆门农村会以办酒席敛财，以至搞得人人苦不堪言。
　　红白事本身的性质还与爱情有关。关中农村，婚姻圈在1020里的范围这个范围内，男女双方个人性的熟悉是很少的，婚姻离不开中间人的介绍。经过中间人的介绍，女方到男方家看条件是否合适，一是看住房，二是看村民的评论。住房不好或村民评价不高，条件好一些的女方就不愿提这门亲事。而男方要娶一个好媳妇，其父母及他本人就得努力建一栋好房子，在村中有一个好名声。相反，荆门农村的婚姻圈则小得多，青梅竹马同村结婚现象十分普遍。同村结婚的男女双方，一定是不仅对对方的外在条件（如住房和村民的评价），而且对对方的个人气质、才情状况都有切实的了解。或者，这种熟悉使自由恋爱成为可能，个人内在气质而非外在条件，或者爱情之花，就可能真正绽放。
　　在通婚地域，自由恋爱、村民个体化程度及村庄公共性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究竟因果关系如何，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来源：三农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