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中国人幸福感为何下滑？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不断改善和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应该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尺码。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中华民族再一次的复兴似乎正向我们走来。依照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观点，中华民族上一次执世界之牛耳应该是几百年前的明朝，那时中国的综合实力达到了世界之巅。
　　三周前，美国学者发布的研究报告让人们再一次反思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得失。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Easterlin）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LifeSatisfaction，1990201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多数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文章充满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它印证了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尽管这2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很多，但幸福感并未得到什么提升，反而下降了。
　　作为“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伊斯特林1974年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这一主张后来被广泛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许多人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也会提高。经济增长得越快，人们就越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斯特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飞快，却“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迄今，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都显示，上述悖论具有顽强的适用性和强大的解释力，来自中国的新鲜证据无非是为“伊斯特林命题”的正确性提供再一次的佐证而已。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庞大的人口规模，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检测这一假说的有效性，于是，现在的佐证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对中国过去20年幸福感不升反降的一个简单解释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建设的步伐。旧的废了新的未立，再加上体制上的痼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许多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保证，尤其是“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尚难以落实，让人们活得有尊严更多的还只是一句口号。这些亟待解决的顽症都因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就曾测算，中国社会发展比经济发展落后至少15年。
　　有关幸福感的研究非常复杂，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幸福的感知和衡量既受绝对因素的影响，但更受主观和相对因素的左右。对此，中国古人早就一语道破，如《论语》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之说。患，苦也。这句话揭示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主观方面的感知，强调了分配不均和生活不安定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这也恰是造成当今中国国民幸福感大幅减退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本身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后果，但如果分配不均尤其是缺乏公平则极易导致政治不安和社会动荡。除去收入分配等经济因素以外，导致中国人不快乐的原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入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不幸福的具体表象。由于政府在提供这些基本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不足，欠账过多，使得一些社会群体无法获取这些基本社会服务。在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中，患了疾病尤其重病的人很难得到有效医治。除去缺乏医疗保险付不起医药费之外，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大成问题，因为医术高超的医师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而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
　　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收入水平较20年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通百姓对官员特权与腐败行为的不满情绪却在增加，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也在不断积聚，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郁结加之个人对美好生活预期的落空都让这些人充满了挫折感。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主观因素，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在确保和提升百姓生活满意度方面的重要性就变得十分凸显了。借用伊斯特林的话来说便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幸福感，社会保障的安全感才会真正带来满意度。“无论是对中国政界还是对世界其它地方的政客们来说，中国的现实对谁都是一个教训。对于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收入水平却很低的那些人来说，工作和收入的稳定，个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体系以及幼有所长老有所养才是决定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而言，公众对于因效率导致的不均大都能够理解和容忍，这好比百米赛跑只能有一个冠军一样。当前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由于程序不公和不透明导致的结果不公平上，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比赛注定会导致公众的不满和愤怒。由于程序不公通常伴随着特权和腐败，因此，公众的不满还与这些腐蚀社会公正的现象有关。依照主流政治哲学的观点，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维持社会正义，政府的良治至少应该体现在矫正程序不公，同时通过一些调节工具如税收来抑制效率导致的收入不均，从而改善公众的主观感知上。这也是减少社会紧张情绪，改进公民生活满意度的根本之策。
　　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让普通人感到安全的社会屏障，缺少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摊机制，因此，普通百姓不得不自行应对自己的生老病死，这种担忧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程度。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百姓不敢花钱的心理非常普遍，这导致了消费不足。毕竟，需要花钱的场合太多了，生老病死的隐忧以及为孩子缴纳购房款等等，都使得普遍百姓不敢消费，难以轻松，无法快乐。由于储蓄率过高和消费不足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如果社会安全网不能建立，政府旨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恐怕仅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另外，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归结于节俭的美德，其实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百姓不敢消费所致，与美德似乎关系不大。
　　显然，一个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的社会注定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可奢谈什么幸福和民族振兴。从长期来看，生活满意度的持续下降还将侵蚀社会凝聚力，减少社会资本，这或许是对一个社会机体最致命的冲击了。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衡量的是一个由文化和传统所规定的特质，社会风气如诚信等都属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依社会学大师帕特南（R。Putnam）的分析逻辑，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促进公众的自发性合作与协调，改善社会行动与提升社会凝聚力，而且还可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形而下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社会资本的下降不仅使社会凝聚力大打折扣，危害社会稳定，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各种发展怪圈。损耗和降低社会资本的不良力量包括尔虞我诈、腐败以及包括收入在内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等等。
　　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写进一些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要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谈何容易。常言道，政治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欲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改善和提升公民的幸福感，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法治社会，这既是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不二选择。如此不懈努力不仅能舒缓社会压力，减轻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可改善和提升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永续的动力，这也才是民族振兴的真正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