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谁正在“报销”中国？

　　看了题目，或曰：此“问”大谬矣。如今中国，改革开发，繁荣富强，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最好的时期。朗朗乾坤，昌昌盛世，谁敢正在“报销”中国？退一步来说，即使有谁敢，但能“报销”得了吗？且慢，以笔者看，那“三卖”就正在“报销”中国！至于究竟能不能“报销”得了，那就看治国者如何应对“三卖”的“招数”了。
　　那么，究竟是哪“三卖”呢？下面让笔者一一道来。
　　“三卖”之一：曰“卖官帽”
　　只从中国搞市场经济以来，不仅物质市场、金融市场、文化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而且还有一个“官帽”市场，在神州大地也红红火火起来。这不，从国内闻名的官帽“批发商”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到全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组织部长江苏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人们屡见不鲜的一桩桩买官卖官的交易，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使得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甚至发生了有的司机也竟然当上了县委办副主任；会计升为法院副院长等荒唐的事情。长治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想富，动干部”。有的则把卖官作为敛财的“第三产业”来经营，在“有偿服务”之下巧取豪夺，公开勒索，疯狂敛财，甚至夫人充当“收银台”。
　　一些地方官帽“黑市”交易十分猖獗，形成了庞大的“买官卖官群”。烂掉班子，坏了摊子自不待言。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肆卖官，1995年底将要调离响水时，一天上午仅用2个小时就“批发”102顶“乌纱帽”（即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作为贫困县的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卖官”公开化，以致使得一些官位的价钱达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县长十几万、局长七八万“甚至连本是行使监督、反腐职能的监察局、检察院的职务，也要花钱才能获得”。
　　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家时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买官者心中，买官的投资回报率何止百分之三百！“官”是升值潜力最大、收益最多最快的“绩优股”，当官最能发财，官职买卖无本万利。因此，在巨利驱动下，官迷心窍者削尖脑袋捞官位，小官先用钱买大官，当上大官之后再卖官，不仅不惜重金，甚至铤而走险谋“官”害命的种种怪事也并非绝无仅有。
　　由于官职数量有限，属于奇缺资源，在需求大于供给中，买卖官职便成了社会“游戏”的潜规则。少数人掌握官职资源的分配，将官帽变成商品，大搞权钱交易，官帽待价而估，按职论价，量“财”录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在街谈巷议中便有了“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十万才给顶像样的帽”的说法。
　　那么，买官的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仅靠有限的工资收入自然是买不起官帽的。一些人之所以能买得起无非是非法所得，无非是搜刮民脂民膏。那么，官职又从何来呢？机构变动、干部换届、班子调整，多设领导岗位，增加副职人数，解决职级待遇，都可以“生产”出“官”来。“老板”自定职数可随心所欲，开发“官资源”以满足“内需”。记得第一代领导核心有句名言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4页）因此，有计划地开发“官资源”就成为某些卖官者的“战斗任务”。君不见，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因为卖官，使该市平均每个局级单位达到6。2个领导职位，最多的竟多达13个，另外还有带括号享受“科级待遇”的300多人吗？
　　官场变成了卖官鬻爵的市场，还能为国为民提供清正廉洁的官员吗？用钱买官帽者能为广大芸芸众生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吗？第一代领导核心还说过一句名言：“领导者的责任，归纳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如今“主要地是”开发“官帽”资源，卖“官帽”这“两件事”，你说这不是在“报销”中国又是在干什么呢？
　　“三卖”之二曰“卖公产”
　　何谓“公产”？顾名思义，即由全国人民经过多年艰辛的劳动所创造和所积累的大到属于全国人民小至一部分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和由这些财富以货币投资、实物投资、技术成果投资所形成的投资效益以及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各类财产。
　　公产本来属于公有，可是，那些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拥有支配公产权力的人，既然不敢公开把公产攫为己有，于是便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以改制转轨盘活的名义，开始变卖起公产来了。曾几何时咱们的“老大哥”搞“休克疗法”，乡下分地，城里分股，我们大加嘲讽，说是搞“私有化”。而我们却呈现另一道风景，那就是城乡卖地卖厂真忙。而卖地起个名儿叫“征用”；而卖厂则叫转制。不知这叫什么“化”？
　　那么，到现在为止，全国究竟征用即卖了多少土地呢？据统计，截止6月中旬，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000多个，规划面积3。75万平方公里，其中相当数量是耕地，而且有的是高产农田。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已超过现有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各种特色园区，乡镇工业园地近乎奢侈，一些入园企业，甚至自行改变用地内容，搞房地产、建娱乐城。山东个别县的开发区居然多达5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或正在建的大学城有50多个，占地面积已超过40万亩。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多达306个，遍及26个省（区、市），占地面积48。8万亩，其中也占用了不少耕地。更有甚者，有的以建大学城和高尔夫球场为名，大搞房地产开发。
　　据统计，从1997年到现在的7年间，全国耕地锐减了将近1亿亩。已有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致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而用这些钱足以建设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然而，如今这“财富之母”的“土地”竟被贪欲、愚昧玷污和凌辱到何种程度！
　　“国企骏马官人骑，骑来骑去成了驴，这样下去还不算，吃肉啃骨剩张皮。”这是前些年一位退休老工人与笔者谈到国有企业状况时说的，如今已经过去丫几年啦，现在有的恐怕连一张“皮”都没有剩下。就在笔者写这篇小文时，笔者所在地即凤城市一位下岗工人对笔者说：“现在是‘左手转右手，国有变私有’。”他所在的凤城市增压器厂，在旧社会是一家姓王的小铁工厂，一化三改后，先后变成国有的凤城农业仪表厂、凤城机械厂、凤城增压器厂，最兴旺时职工达到一千多人。如今设备被厂长运走，工人大部分买断工龄而又不给钱，打发回家。工厂大门紧闭，在一瞥之间，便能看出那凋敝衰象。而工人千辛万苦，于最近才把厂长告倒，8月10日职工聚集厂门前，燃放鞭炮，扭秧歌，以示庆贺厂长被“双规”。
　　近几年，一些经济学家为政治家出台变卖国有企业举措提供理论支持，说什么卖国有企业，只是由“实物形态”到“价值形态”的转变，不会对所有制产生影响，也不会发生“缩水”问题。不错，把价值形态看作实物形态的货币表现形式，两者当然是可以进行等值交换的。然而，在变卖国有企业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据媒体报道，河南长葛市发电厂厂长梁柏岭，在改制中暗箱操作，居然将“价值1。2亿的国有企业以1500万元买下”。
　　实际上，全国各地每天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据初步估计，国有资产转卖过程中，采用私人交易方式出售的国有资产的价格一般比评估价格低30左右，那么低出的这30左右又到哪里去了呢？人们雪亮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都到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那里去了。本来，一部分“价值形态”变成“实物形态”和一部分“实物形态”变成“价值形态”，有利于资本的运作，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变卖国有企业时，出现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将这些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令局外人很难窥探到其中的“猫腻”。到底是不是等值出卖了呢？卖了多少呢？上缴国库多少呢？卖得来的钱又用在哪里去了呢？从上到下，各级政府从不通过媒体向国人公示。
　　从上个世纪中叶起，有人估计，国有资产每天以1至3亿元的速度、10种渠道、58种表现形式流入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的手中，甚至流向国外。每年造成近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从而引发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新中国本来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如今“基础”不断被“放血”，弄得农民失地失“保障”；弄得工人下岗失业离工厂。而卖地卖厂的钱，有相当一部分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者之间瓜分了，变成了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享受。而让工农两个人数最多的阶级承受贫穷、痛苦和无耐，这公道吗？这不是在“报销”中国又是干什么呢？
　　“三卖”之三曰：“卖虚假”
　　诚然，世上虚假的东西也有美的和实用的。但除了有形的物质方面的假牙、假发、假肢等之类的外，恐怕绝大部分虚假的东西（包括无形的精神上的）都是为人们所厌恶和唾弃的。然而，在当下中国，这虚假的东西不仅犹如庄周梦蝶的翅膀，纷纷扬扬，飘落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等各个层面，而且还如花似玉地盛开在国人灵魂的深处。由于虚假货源充足，利润丰厚，不仅官场、情场、赌场、会场，乃至全社会的大广场，都倒卖起来了。就拿时下充斥于整个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商品来说，从吃的、喝的、抽的、泡的、蹬的、用的到穿的、戴的、抹的、看的、听的、骑的可以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以致连“打假”，都有“假打”。也许有人说，凡是东西皆有假，而人的身份却假不了。否！媒体隔三差五不就有揭露假劳模、假先进、假警察、假保安、假记者、假医生、假党员、假干部和假高干子弟的报道吗？至于人们讲假话，生产各种假冒伪劣精神产品，更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记得不久前，一位主管计划生育的高官不是脸不红心不跳、不顾“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已经发生的事实，好像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似的瞪着两眼偏说我国的计划生育是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讲过，做事情有百分之一的水分就不得了啦。然而，从“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放卫星”直到今天的“领导三讲的稿和统计局的表”，被国人注进去的水分岂止百分之一。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知有多少事情，被多少国人特别是官人往里面倒进去多少“虚假”的水份啊！而由此又上演了多少悲剧、造成了多少灾难啊！即使是“铁打的江山”，能够天长地久地架住这么“糟蹋”吗？
　　由于“三卖”的兴隆火爆，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理论定向、制度取向、舆论导向、行为走向，形成错逆格局。就拿官场来说，理论定向，阐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选拔公仆的权利；制度取向选择的则是由选举包装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而舆论导向则在选举前就宣布由权力层作出的对干部调动的决定，行为走向则是全社会都青睐和逢迎权力。
　　曾几何时，我们的“主旋律”曾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极是资本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穷，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积累。这些经典论述，宣传得“绘声绘色声”，“惊天动地”，如今倘若用其来描绘今日中国的“三卖”的现状，让人作何感受呢？有些共产党人不仅自己不提，甚至害怕别人重提马克思当年的这些论述。开会也听不到《国际歌》的声音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自己已经成为有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了，听到马克思当年论述有钱人的这些话当然就觉得不顺耳了。于是有人连《国力歌》也不让老百姓唱了。
　　这种理论方面说的，制度方面定的，舆论方面讲的，人们行为方面所追求的，无论是前后也好，始终也罢，并不是指向同一价值，而是相互抵牾，有时甚至是互相否定。由此导致理论失去灵魂，制度失去优越性，“喉舌”失去信誉，公仆失去威信，社会失去道义，群众失去信念和信心；并造成口号的感召力在下降，榜样的影响力在下降，理论文章的说服力在下降，法规的威慑力在下降，干群的亲和力在下降。而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杀伤力和破坏却在不断地膨胀。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弄到这种地步，集权横行，威权风行，特权盛行，导致“三卖”生意兴隆，不啻成了贪污腐化的孵化器；两极分化的生殖器；治安恶化的加速器。从这个层面来说，谁能否认“三卖”不是正在“报销”中国呢？而令人欣慰的是，治国方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转到“以人为本”方面来，并实施科学的发展观，给改变“卖官帽、卖公产、卖虚假”的现状带来了一线光明。透过这微弱的烛光，毕竟可以使呵护最广大工农利益的人们看到了造成社会严重不公的真正根源和改变它的希望。
　　2003年8月11日初稿
　　2004年8月15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