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公知”只是一个传说

　　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老舍
　　在沉寂了数月之后，韩寒带着他靓丽的书法手稿重新回到舆论的舞台。他以《就要做个臭公知》的撒娇姿态，极为高调地宣布了自己的坚持和拥有。而仅仅两年之前，韩寒还在对《北京晨报》的记者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公共厕所，是用来泄愤的。”事实上，韩寒心目中的“公知”或者“臭公知”其实就是用来“泄愤（粪）”的“公共厕所”，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改变。“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在“公知”韩寒看来，“公知”就是一种“不用给消费”的“消费”；换言之，“公知”就是一种商业和市场的产物或产品，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给；“公知”的核心还是为了利润，或者说就是为了金钱。
　　如果说韩寒确实是“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孩子，那么他唯一的勇敢或许就在于此次揭穿了“公知”的真相。所谓传说中那个侠肝义胆为民请命的“公知”，不过是一个不存在的“皇帝新装”，存在的只是一种出卖与消费，一切都是利益的交易。在利益面前，所谓良知、正义、道德、思想都只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消费”二字彻底消解了“公知”的批判精神和超脱性，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功利计算。
　　一
　　在过去30年，一个从未完成启蒙的中国吊诡地迎来了一个叫做“现代”的列车，传统的乡村随之土崩瓦解，国家与社会迅速崛起。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众时代，“不明真相”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这也是一个失去信仰的时代，如果在这个时代非要寻找一个上帝的话，这个上帝就是媒体。也可以这样说，媒体至少扮演了上帝的代言人，人们只能别无选择地被动接受媒体提供的“福音”，从而使自己奔向救赎。
　　上帝是不可替代的，媒体与上帝的最大区别在于，上帝不做生意。媒体的商业化使羔羊一般的“群众”成为最大的被出卖者。依靠芸芸大众，一个媒体制造的“江湖”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话语江湖上，媒体推出一个又一个教主，排座座，吃果果，这就是一个媒体时代的名利场。如同“大片”时代的商业电影，一种叫“公共知识分子”的商业偶像计划粉墨登场。一种叫“公知”的明星开始批量制造，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一份完美的商业计划轻易地就被包装成中国良心的救赎方案。如同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在这个党同伐异的“公知”江湖上，根本没有什么道义和正直，名利是唯一的追逐物。从这种意义上，“公知”不过是犬儒与乡愿的另一种更响亮的表达。对愤怒的大众而言，这种“媒体制造”“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许知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吶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
　　白岩松曾说：一条狗拉到中央台连播30天自然成为一条“名狗”。在一个媒体统治中国的时代，“名人”与“名狗”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公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选秀。从“三好学生”到“劳动模范”，选秀的最大意义在于构建一个“体制”或一个“江湖”，篡夺公众的话语权，而公众永远摆脱不了“被代表”的命运。一个媒体制造的“公知”与媒体一起，搭成以一个商业利益同盟，公众就这样被绑架了，而真正的“民意”尚未浮出水面，就被这种联盟抹杀了。或者说，“公知”彻底消灭了批判的独立性，甚至消灭了批判本身。李承鹏不失良心与清醒地说：
　　中国民主之障碍：追求民主的一些人们，因为人微言轻、屡受打击，为壮大自己开始寻求志同道合者，遥通声息，拔刀相助慢慢地，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一个又一个饭局后来，这个景象变成了拉帮结派，互戴道义安全套，宏观民主概念正确，具体事情却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最后远离民主本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我选择单玩，你们懂的我不想多年以后，大家遥指坐在台上一群傻逼，说：看，这就是当年忽悠我们的那群人。而其中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竟是我。
　　二
　　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家公孙龙曾说：“马者，所以名命形也；白者，所以名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虽然白马也是马，但“公共知识分子”却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公知”与“知识分子”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公共”，后者强调的是“知识”。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王小波说得更简单：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毫无疑问，独立与思想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当“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和“思想性”，变成一个沆瀣一气党同伐异、挟“粉丝”以令天下的话语暴力集团时，“公知”就出现了。“公知”已经由一种独立的理性思维变成一种媒体炮制的语言霸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媒体的操纵下，“公知”成为商业时代的一种独特经营模式，纵横捭阖，以反智的姿态扮演起文化奶妈，依靠群氓的拥趸席卷社会，从而抹杀了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思考。
　　“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马克斯韦伯曾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往往不是由于其民众落后，而在于其精英落后。”当媒体制造的“公知”成为争相炫富的福布斯明星时，“公知”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可以道里论。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追名逐利的所谓“公知”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这个精英身份的恶搞，更是一种无耻的亵渎。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对知识分子来说，他只忠诚于真理，也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所谓“道”。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离不开真理，就像鱼离不开水；在江湖上，鱼是独立的，在真理面前，人也是独立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意志时，为了迎合媒体权力和金钱，甚至因为共同的名利结为攻守同盟，这大概就是所谓“公知”吧。王小波说，“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以世故代替智慧，以暴力代替说理，姿态大于思想，油滑大于责任，情绪大于理性的“公知”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三
　　“公知”完全是商业媒体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功利化意淫。“嘲讽成了时代的情绪，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事实上，“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独特而完备的社会身份。《理念人》的作者科赛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正是这种强项和骨气，才使“知识分子”被誉为“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之所以沦为“公知”，在一定程度上，这完全是媒体（媚体）走向商业化、娱乐化和去政治化的结果。“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在一个犬儒主义横行的中国，虽然鲜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但却不乏一群一群、一团一团、一伙一伙、一圈一圈的“公知”们招兵买马、招摇过市。
　　作为独立知识分子，余杰的出走已经成为2012年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多年以前，他曾将哈维尔与米兰？昆德拉做了比较。在中国，前者的冷落与后者的热捧，多少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式微。“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余英时）。“公知”对“知识分子”的取代，从侧面证实了体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彻底没落。在一个娱乐至死年代，微博与粉丝将这种对知识与思想的肢解发扬到了极致，浮躁与狂热消解了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和批判性。“公知”成为群氓大众的心理鸡汤和精神按摩，浇淋每个人心中的块垒。“公知”与知识分子完全不同，它以语言暴力和恶毒谩骂取代了理性的批判，以低智荒诞与无耻损毁消解了未来的构建，以流氓滑稽和投机世故解构了罪恶的危险性。在这种行为艺术表演中，“公知”成为一个焦虑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
　　中国古语说，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向来以“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为己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一个“知识分子”投入商业名利场时，“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也就不存在了。在一种叫做“圈子”的体制文化之下，他只是一个“公知”或“名人”而已，他可以依仗的只是名气，而不是思想。对“圈子”来说，他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四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其“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高尔基）。毫无疑问，这样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中国当下的所谓“公知”。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公知”只是作为一种成功人士而存在，这已经与“知识分子”失去关联。知识分子体现的是人类的羞耻感，而“公知”则表达的是当代人的名利和欲望。孔子曾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公知”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也是这个蒙昧时代的必然现象。人们就像崇拜特异功能大师一样，崇拜无所不能神通广大无师自通的“天才”和“公知”，而“公知”则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虽然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数钱、签名、合影、吃饭和拉关系。媒体与公知，公知与粉丝，这种三位一体构成一个无知时代的成功商业体系，不得不令人叹服。
　　思想本身无一例外强调的都是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而“公知”却以“反思想”的姿态成为“粉丝”的领袖，成为“群众”的代言人。面对排斥思想的群氓，“公知”常常比知识分子更善于笼络和煽动。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一种自我修行，那么“公知”则是对群众的超度。在传统中国时代，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为“君子”。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但从“君子”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最常见到的却都是“伪君子”。无论真“公知”还是伪“公知”，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毫无担当的伪知识分子。
　　没有海洛因的中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尼古丁；没有牛奶的中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三聚氰胺；没有知识分子的中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公知”。在一个假货比真货多的中国，“公知”永远比知识分子更有亲和力。知识分子是医病之药，良药苦口利于病；而“公知”则是鲜艳诱人的蜜糖，这就是药品与食品的区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永远只能是人类世界的次品，而所谓“公知”永远只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进行粗鄙仿制的“赝品”。或者说，“公知”只是一个毫无内容和力量的糖衣或胶囊，甚至这个胶囊来自皮鞋。
　　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如果“公知”就是“救世主”，那么他想救的也只是他自己，别人只是他的垫脚石。按照“公知”韩寒的说法，“公知”就是“龟头”，“粉丝”就是“包皮”；“公知”的意义永远不在于“包皮”，而只在于它自身的“快感”。关于“公知”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段媒体的合谋，而每一个不假思索的“你”，都是它狩猎的“目标”。套用一段民谣：请不要迷恋“公知”，“公知”只是一个传说。对“公知”来说，名利场上得来的，早晚还要从名利场上失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杜甫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