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怎么办？

　　那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几乎每次演讲后，我总会遇到这样的提问。提问者的态度有时虔诚、有时不屑你谈论了这么多中国的困境，总该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吧，如果你给不出答案，这些谈论有什么意义？它只是给我们带来不快。
　　每当此刻，我多少期待自己变成一八六二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或一九五年的列宁一样，在大声问出“怎么办”之后，为历史列出前行的路标，这必然是个充满快感的行为。当然，此刻我们知道了，这明确的路标都是可疑的，它引领俄国进入一个迅速激进化的历史隧道，通往更大的悲剧。
　　我理解提问者的困惑，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样如此。在此刻的中国，只要你稍具感受力，一定感到一种全方位的危机。和一个多世纪以来来自外部的危机不同，中国这次的危机是来自内部的。在外观上的，在军费开支、总量这些量化的狭隘指标上，它仍有着一个崛起大国的光辉；但在维系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领域教育、环境、公共管理、食品、社会伦理，中国则面临着全方位的溃败。中国精英阶层的移民浪潮，是这种溃败的最明显的徵兆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与受益者，他们却集体出走。中国似乎正在变成这样一块土地没人在乎它的前途命运，只要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的掠夺它，人们的不安全与无力感，加剧了贪婪与无所顾忌。
　　仍高度封闭、傲慢的官僚权力，一个普遍不满、混乱的民间，构成了此刻的中国，而且双方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能力。前者越发傲慢，而后者则偏见日深。也像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一样，试图寻找中间的道路、理性的声音，是如此的困难。
　　在俄国社会弥漫着对“怎么办”的渴望时，一群知识分子在彼德堡出版了文集《路标》。他们都成长于十九世纪后半叶那民粹式的社会主义气氛中，但他们决定反抗这股激进化潮流。在面对俄国复杂的现实时，他们期望能跳出“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这种狭隘的分析视野，回到俄国的宗教传统，也回到精神领域，对他们来说，外在政治秩序的变革并不足够，如何建立内在的精神世界可能更重要。这本文集主要作者们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到来后，都沉默、死亡或流亡了。事实上，新政权以掏空个人的内在精神为己任，从而让这些无个性的“新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材料。
　　但《路标》的精神遗产却并未中断。一九七四年，一群在苏联制度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出版了文集《从瓦砾之下》，明确的表达对《路标》精神的延续。比起一九九年的俄国，一九七四年的苏联没有面临沙皇的荒唐统治、或是激进化浪潮的喧嚣，而是面临着整个精神传统的损毁、政治权力无处不在的控制。而在这样一个时刻，如何重新嫁接起已中断的思想传统，如何展开一场道德与精神上的重建，比起指责政治停滞，要更为关键。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你会感到，比起那些层出不穷的荒诞与丑陋，同样让人沮丧的是，人们还失去了分析与探讨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耐心。因为这种思维与精神的混乱，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简化为政治制度问题，所有的情绪都为焦虑与愤怒。以这样的方式，不仅更难找到方案，而且常会选择粗暴的方案。在对解决方案的急切寻求中，是人们对于个体责任的推卸，他们既不愿意付出道德的、智力上的探索，只希望获取外界的、别人的、最好是一揽子式的答案，而他只要遵从这答案即可。而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教训，在个人的道德与智力的自觉性觉醒前，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常是灾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