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山人：一面血染的政治红旗

　　最近去山西旅游，从太原回来时，大家提议顺路到大寨看一看吧。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想是“大寨”这个曾经带有光环的名字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从太旧高速路下来，到大寨的路并不难走，路虽然不宽，但路面质量很好。想当年，这条路上每天都车水马龙，高峰时一天有几万人到这里参观朝圣，这里曾经是共和国农业的圣殿。
　　当我们抵达大寨村时，一股失望从心里陡然升起。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北方小村，村子里不能走机动车。村子很像一个城堡，也像一个大家族的集中居住地。村门口像一个城堡的城门，走进大门，几十处房子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村大门边是一幢二层小楼，那是村委会的办公所在。村委会对面墙上张贴着村里的财务状况，这就是村务公开。从数字看，目前大寨村不算富裕，村里去年收入40余万元，支出39万元，节余1万元。
　　大寨村今日旅游的卖点是陈永贵故居。
　　这是一幢典型的山西民居，坐西朝东，正房之外的南侧是两间偏房。陈永贵一家人当年一直住在这个院落里。我们那天去得很巧，陈永贵的孙女恰巧在，因为当天有位将军参观陈永贵故居，作为陈永贵的亲属她特地从昔阳县城过来招呼一下。她是一位彬彬有礼、行事低调的女孩子，皮肤很好，模样很端正。我们特意买了一本有她签名的《陈永贵传》。
　　陈永贵家的陈设很简单，基本上没什么家具，这反映出陈永贵的简朴。事实上，陈永贵在身居高位之后，也依然保持着简朴的本色，户口依然在农村，依然拿村里的工分。
　　最吸引人的是墙上挂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窥见陈永贵当年的风采和风光。
　　照片里的陈永贵笑得那样灿烂，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交谈，陈永贵笑得那样开心、那样自然。那种笑里透出陈永贵的朴质、从容。
　　毫无疑问，陈永贵是干出来的劳动模范，劳动是他的资本，有了这种资本，所以他在任何场合都能从容自居。
　　当我们站在大寨村后的高坡向东望时，只见一片片精致的梯田，一棵棵玉米在梯田里亭亭玉立。大家感叹当年大赛人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感叹大寨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那一处处梯田、一株株禾苗都是大寨人用汗水冲出来的、用汗水浇灌的。
　　其实，大寨当年在全国农民心中名声并不好。原因是，当年掀起的学大寨风潮中，很多地方搞形而上学，在平原上也修梯田。累得社员们直骂娘，最后收成也没提高多少。
　　大寨作为山西特有地理环境下的经验典型，拿到全国推广，有些形而上学了。
　　陈永贵，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但进入政治局、国务院，主抓全国农业，也有点离谱了。
　　而事实证明，陈永贵确实没有治国之才。当年华国锋向他求计于农业问题，他的回答是，全国有一半的县像昔阳一样、一半的村像大寨这样，中国农业就上去了。
　　于是，神州大地又掀起一轮学大寨热潮。
　　事实证明，大寨经验指导不了全国的农业实践。
　　陈永贵荣升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甚至可以称为怪胎。
　　这种政治怪胎也只有在当年那种政治体制下才会出现。当年，中国政坛新星闪烁，政治火箭乱飞。今天是造反派小头头，明天就可能入主共和国权力中枢，今天还在田间劳作，工厂做工，明天就能登上庙堂之高。今天还在庐山之顶指点江山，明天就沦为秦城监狱的囚犯。治国如同儿戏，高层更迭像走马灯一样。
　　领导人的最高指示比封建皇朝的圣旨威力还要大，但其离谱程度却远远过之。
　　那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崇拜、全民造神基础上的非理性政治制度。权力全都集中在伟大领袖手中，领袖放个屁，也被万民视为圣气。
　　这种非理性政治制度把集权效应发挥到极致，不同意见都被视为反动言论、政治异见，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集权体制下，全无政治秩序、政治理念可言，政治生活一塌糊涂，全凭最高统帅的喜怒好恶。人民只是获得了一些拥护伟大领袖的自由，获得了任意打击非领袖路线人物的权力。那种所谓的民主是一种伪民主，根本没有对最高权力者的制约，甚至没有评点国是，议论时政的自由。本质上，最高权力者送给了普通百姓一顶空洞的革命帽子，给了普通百姓整治非领袖路线干部群众的自由，而获取了万民的崇拜和支持。
　　陈永贵进入权力中枢，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他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是农民，他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是想告诉人们，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当然他是一位极端崇拜最高领袖，并被领袖看中的农民。他进入权力中枢并不代表农民有了话语权力，有了代表人物。他的才智决定了他的话语能力很低。他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和象征。
　　血染的大寨红旗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口的旗帜的最大因素是它符合毛泽东政权集体化乌托邦的理念和农村为城市服务的功能界定。
　　三十年之后，人民终于发现大寨这面红旗除了愚昧、谎言，还有恐怖的血腥味。一九八零年《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说，大寨制造的祸害之一就是“不断爱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把许多干部群众当作‘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这样乱批乱斗的后果，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残废，后果是严重的。”这份报告没有披露大寨到底有多少人被整死，但《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履行了一个记者的天职：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年期间，昔阳县死于“全面专政”人总计一百四十一人，伤者不计其数。其中二人棍棒之下当场毙命，十四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不堪谩骂凌辱自己惨烈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其中六十二人是用绞绳上吊，三十六人投水自尽，六人跳崖，还有二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瓮窒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