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革”记忆

　　到山西的昔阳县看大寨，主人都会带你去看红旗一条街和新建成的外环路语录墙。
　　这两处是昔阳县大力建设红色旅游的重点项目，复原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文革”期间的“革命历史建筑”。红旗一条街是在县城原址复原了一条旧街，当年街道两旁都是县城机关或者商店，沾点机关气的，门洞两边喜欢竖起两根或圆或方的柱子，高过房顶，上缀一盏玻璃圆球的灯罩。政府机关门前铺开一块八字形张开的进门路。门顶的山墙，或者做成一个三角形，或者做成一个半圆，配上两边竖立的柱子。“文革”时代的建筑，特色在墙面上都有标语。标语一般红底子金黄字，美术体居多。高出房檐的女墙，上刻：“继续革命，奋勇前进”。还有三面红旗的浮雕，上缀毛泽东头像图案，一面“自力更生”，一面“艰苦奋斗”；一面“多快好省”，一面“力争上游”。也有利用半圆的山墙，涂红了，做一个金太阳光芒四射的图，两边竖写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旗烟囱葵花麦穗图案，配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整体一面墙，红旗簇拥毛泽东头像，红色专栏框住仿毛体诗词《卜算子咏梅》，《沁园春雪》。
　　外环大道的语录墙，更加声势浩大。环绕县城修起一道语录长城，竖立照壁写红色标语，复制许多领导人语录手迹。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华国锋的“全党动手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打头，赫然巍立。各种形状的红旗托举一个特大号的“忠”字，让人立刻想到了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红旗如潮，工农兵顶天立地横眉立目，背后是巨幅毛泽东挥手指航向。墙体几十米长，高过两层楼，一米见方的语录大字，醒目怵人。两墙对称，一边画毛主席语录本，一边画老三篇叠分造型。红五星四周金黄色爆炸状的放射线象征金光闪闪，都是典型的“文革”式墙饰。
　　在昔阳，在大寨，你看到这些，就仿佛穿越到了“文革”时代。
　　“文革”究竟是一场“十年浩劫”，还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原本无需争论。1978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录得明明白白。虚构所谓阶级斗争，制造族群分裂，跳动内战，千百万人挨批挨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高层一场又一场政治地震，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样一个畸形发育野蛮治理的年代，应该郑重地嵌刻进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忘记它，才是天理难容。
　　依照这个历史事实，重建“文革”记忆有一个原则，确定它属于灾难记忆。人类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将自己的记忆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有益的经验和有害的教训。创伤和成就，当然会有不同的记忆书写。像“文革”这种危害国家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重大影响的灾难，理应成为历史的耻辱记载。如果还要为它披红戴花，装扮成黄金时代以供后人敬仰，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在于，即使对于“文革”这样的全民大灾难，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即使在最混乱的10年，也有弄权得逞的，也有安富尊荣的，也有侥幸得益的。昔阳大寨这样大力复制半个世纪前的旧景，也无非是留恋当年稳坐全国政治激流中心位置的怀旧情思。这里就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人生叙述，某一个团体的集合记忆，必须和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我们要大力重建的，是整个国家民族，至少是这个国家民族大多数人拥有的集体记忆。我们必须警惕一些在“文革”中受益的人群，将自己的幸福记忆强加在全体国民头上，变成集体书写集体记忆。
　　清除“文革”影响，确立对“文革”的正确书写，建立正确的社会记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国家曾经有一个反思历史的风气，我们并不忌讳揭开往日的伤口，历史创伤诉说一个时期成为话语主流。那个时候，记录灾难没有障碍。以后逐渐变了。公共传媒讨论创伤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志之士想望通过公共记忆场所固化这种记忆，阻力超出想象，比如樊建川的博物馆。20年来，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媒体发出灾难记忆的声音越来越困难。你越是遮蔽“文革”记忆，一些为“文革”招魂的势力就越来越胆壮。昔阳大寨的“文革”建筑雕塑群落，就是这样一个角落里一声怪诞刺耳的音符。
　　文学大师巴金早就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年以来踪影杳然。倒是像昔阳大寨这样的“文革”建筑，一旦规划就迅速覆盖了小城街巷。它说明，“文革”的影响远未清除。温家宝总理最近忧心忡忡地担心“文革”悲剧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身边就有扬幡招魂的，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