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国民素质决定论”存在的依据

　　我是历来承认和主张“国民素质决定论”的，我曾经著文指出：“人不但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化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最终目的。生产力是人创造的，生产力带来的物质财富也是为人所用的。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意识形态，精神的范畴必须从人产生，只有人才能完成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也只有人才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唯物主义不但确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而且还必须承认在物质范畴中，人是第一性的，是首要的。在当前世界各国激烈的竞争中，最终都会聚焦到‘人’的竞争上来。也就是‘全员综合素质’上的竞争，将是世界各国激烈竞争谁负谁的最终决定因素。”【1】“如果我们承认科技不但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决定国家、地区和企业竞争实力的主要因素，那么，我们同样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就是：‘人’是科技的‘第一载体’！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事实就是中国之所以落后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中国国民的‘全员综合素质较差’！如果我们忌讳‘素质差’的话语，那么我们就用‘综合竞争力差’的词汇来替代也一样！”【2】“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首先必须改革我国不合理的制度，但是，要实现制度改革，首先必须先改变中国‘人’，必须将广大国民的‘奴性人格’和‘糊涂人格’重塑成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独立人格，科学的、先进的社会体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社会的变革都必然是通过大多数民众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这就有待于大多数民众的觉悟和他们为新的社会体制奋斗的能力，所有这一切进一步说明，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最根本的前提，”【3】“可以肯定地说，中华之未来，取决于全体国民的独立人格之重塑。当全体国民独立自由人格确立之时，也必定是中华民族自强复兴之日。”【4】
　　但是最近许多权威学者纷纷著文否认“国民素质决定论”，否认中国国民“必需”接受民主和宪政文化的再启蒙。甚至连我尊敬到有点崇拜的秦晖先生也否认了中国国民必需进行“再启蒙”的必要性：“不满专制、向往自由，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必然体现在中国的国民心中，中国的国民中历来对专制有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当时不仅在革命派中有，甚至在最保守的人中，如清廷首任驻美国公使陈兰彬之流，其实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只不过嘴上不愿意这样说。而他不愿意这样说，主要是因为涉及他的既得利益，和他的思想并没有太大关系，中国的很多变革难以实现，都是因为既得利益难以打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到底有多么顽固。但是，过去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在政治变革或者说体制变革碰到一点挫折后，他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国民性不行，要开展一场针对国民性的文化改造。”【5】
　　我理解秦晖先生这段话的含义就是：中国之所以不能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变革，并不是因为“国民素质差”，没有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而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意实行民主化改革。在这里，秦晖先生犯了一个理论错误，把中国三千年一遇的民主化制度转型的历史重任仅仅寄托在少数既得利益的精英身上了。因为很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民众绝对不是集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大多数民众不可能因为“涉及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重任究竟应该依靠谁？是依靠精英、还是民众？我的观点非常明白，必须依靠中国的“每个人”和“一切人”，包括精英和民众，缺了谁都不行！我曾经著文指出：“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必须依靠社会精英来完成。理由是世界历史上高效的民主宪政制度都是通过社会精英来完成。比如美国、英国和北欧各国都是如此。而恰恰是通过大众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的效果并不理想。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地解读历史。任何历史的发展，包括道德、文化和民主宪政的建设，只能是通过全民的努才能完成。包括民众和精英，缺了哪一方都不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建立在人的本能和本性是自私的事实下，任何政策和制度都只能是各个利益群体竞争和搏弈的结果，如果民众不争取，也有利益诉求的精英是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公平的经济利益施舍给民众的。我们就拿美国的历史来分析：没错，18世纪末，美国是在华盛顿、杰克逊、亚当斯等社会精英的主导下建立民主宪政的。但是，事实上，当时的独立战争已经发动了美国全体白人自由民的参加，而且他们大多数都在各洲的现存的民主制度中已经拥有发言权，所以，那些社会精英不可能忽视他们的民主权利。但正因为当时的黑人和妇女还没有觉醒，他们没有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所以，尽管华盛顿、杰克逊、亚当斯等社会精英的民主理念如何先进和完美，他们也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施舍给黑人和妇女。就算在当时华盛顿、杰克逊、亚当斯等社会精英的民主理念已经认识到了必须给黑人和妇女民主权利，他们也必然地会受到大多数强势利益群体的制约和牵制，事实上，历史资料也显示，美国的民主宪政也正是各利益群体竞争、搏弈和妥协的结果。正因为在当时的美国，黑人和妇女群体还没有参加这种竞争和搏弈，所以他们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就必然‘出局’！如果黑人领袖金先生和妇女解放人士能够产生在18世纪，那么，在当时美国就有可能产生一部更完美的民主宪政！也正因为直到20世纪中叶，金领导的黑人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所以也就是直到那时，美国的黑人和妇女才能够得到完善的民主权利和公平的经济利益！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历史证明？”【6】
　　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及集权制度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民众缺乏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完善民主宪政制度、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论和实践能力，以至于不能有效地“倒逼”具有既得利益的部分精英群体，共同来实现民主化制度转型的历史伟业。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权威的优秀学者木然先生在他《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为标题文章中是如何否认和反对“国民素质决定论”的：“素质论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低，素质低第一不能搞民主，第二不会搞民主，第三搞民主一定会乱，第四搞民主一定会大倒退，第五，搞民主一定会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只有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国人才可以搞民主。简言之，中国人在目前是搞民主的劣等人，什么时候变成优等人了，中国才可以搞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绑架了素质论。”【7】
　　我现在来逐一分析木然先生的这些反对“国民素质决定论”理由：所谓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的观点完全是既得利益群体和集权主义者的理论，和“国民素质决定论”毫无关系。因为民主、自由和人权，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天赋权利，世界上根本没有“能不能搞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只要是人，就必定有权利搞“民主、自由和人权”。所谓搞民主会不会“乱”的问题，也和“国民素质决定论”无关，反倒是和掌握集权的既得利益者有关，如果他们不顾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一定把集权制度要硬撑到底，那么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也和“国民素质决定论”基本无关。所谓搞民主会不会大倒退和军阀混战的问题，这要看会不会产生动乱、以及动乱的严重程度而定，基本上和“国民素质决定论”也无关。所以，木然先生这段话中，基本无法否认“国民素质决定论”，只有因为国民素质低“不会搞民主”才击中了要害。
　　木然先生的接下来的这段话和秦晖先生具有异曲同工的含义，企图说明高素质的精英因为既得利益根本就不愿意搞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恰恰相反，是素质低得民众在搞维权：“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素质高的总是可以搞民主了吧？中国的民主，没有从素质高的地方搞起来，城市是文化中心，城市没有搞民主，大学是文化中心的中心，倒成了权力者的应声虫，各种社会科学院所，没有搞民主，臣教授、臣研究员、臣专家随处可见，位高权重的人素质高吧，可政客充斥于上层、中层、下层，上层官员的随意一句话，都成了重要讲话，成为重要指示。这些人的素质如果不高，那就没有高素质的人了。高素质的地方，高素质的人群，却没有看见民主的影子，反而看到专制的影子到处游荡。搞民主是这么简单，它与素质高低没有什么关系。素质高的可以搞民主，素质低的可以搞民主，即使承认素质低，也是权力惹的祸，那么低素质的人在做什么呢？低素质的人在维权，在搞民主，在实行自治。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有低素质的人在抗争，有低素质的人在捍卫着宪法的权利，在担卫自己的权益。实行民主的不是素质，而是利益。乌坎事件再一次表明，低素质的人完全可以搞民主。搞了民主不但不会降低素质，反而会不断提高素质。”【8】
　　在这里木然先生的错误是：第一，他把“素质”的概念理解错了，所谓“素质”应该是指“综合素质”，不但包括文化、知识、还包括道德、人品和历史的进步性，当然也包括对民主、自由、人权和宪政理论的理解和实践能力，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秦晖和木然先生所指的那些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怎么有理由和资格被称为“素质高”呢？什么叫做“粪土当年万户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那些每年十万起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能不能说，因为参与了，就“素质”一定高呢？当然参与者肯定比故意回避者的素质要高得多，但是，检验素质到底高不高的决定因素，还得看你民主化实践的效果和成果，搞失败的肯定比搞成功的素质差，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每年十万件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的结果是集权制度岿然不动的客观事实，就有理由说参与者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民主宪政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素质及能力实在是达不到时代的要求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因为参与者的素质差，所以成果寥寥！
　　再来现实地分析，为什么中国每年十几万起群体性事件都毫无成就？就是因为参与者仅仅停留在“经济利益的诉求上”，没有把这种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行为，上升到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实现宪政的高度来认识和实践！！拿某些官员的话来说就是：“目前中国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可以用人民币来解决的！”
　　如果秦晖先生和木然先生确实是高素质的，就一定能够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底层民众之所以贫困的根源，主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受剥夺，主要的是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合理、合法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的要害问题，绝对不是仅仅通过这种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解决的”。
　　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就是因为每年参与十万件以上的维权者的素质太差，而没有深刻理解这个中国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所以至今中国的集权制度岿然不动。唯一的出路，就依靠能够理解、并已经理解这个问题的秦晖和木然之辈来对民众进行宪政文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启蒙”，把中国每年十万件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合理、合法”地上升到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上来、上升到建立和完善宪政制度的高层次上来！从而有效地达到“倒逼”既得利益群体不得不启动、推进、实现并领导中国三千年一遇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转型中来！
　　【1】：丁礼庭：《三再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14。htm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6980
　　【2】：丁礼庭《就“反智主义”、“民众启蒙”问题和薛涌先生商榷》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935。htm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0685
　　【3】：丁礼庭：《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问题》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63928。shtml
　　【4】：丁礼庭《从鲁梁之争析文学之人本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6980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648。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6151484。shtml
　　【5】：秦晖：《继承辛亥，反思辛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310
　　【6】：丁礼庭：《也谈重建道德、文化、信仰、社会秩序和制度》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6980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104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