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刘涌之死的意义

　　2003年中国的“网络民意”，仿如“网络陪审团”一般，在刘涌案中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与金钱和权力的力量相抗衡。此案最大的意义在于驳回了财富者的免死特权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旧约圣经说：“使人流血，就要自己流血。”2003年12月22日，当“正义的注射器”扎进刘涌的身体，一条罪恶的生命终结了。
　　刘涌何许人也？
　　刘涌是法庭庭长的亲儿子、公安探长的亲哥哥、法院院长和劳动局长和“干儿子”、市长和副市长的铁哥们；他是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还是参政党之一中国致公党的支部负责人；他曾经是浪荡公子，混迹于社会底层，他的“成功之路”无非是打打杀杀、暴力敛财、警匪一窝、以黑养商、以商贿官、以官护黑的老套路，一朝富有，便结交权贵、出入豪门；他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的佼佼者，是身家七亿的富商巨贾、26家企业的领导人、2500多员工的大老板、优秀企业家、著名慈善家、扶贫先进人物。他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十二个大头衔，其实，他最真实的身份、最名副其实的头衔，一直只有一个：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黑老大（可他让手下人叫他“二哥”，将沈阳市的大家长慕绥新前市长尊称为“大哥”）。
　　刘涌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呼风唤雨、威风八面、横行无忌，曾经香车宝马、官商通吃、富甲一方，他领导着他亲手缔造的组织，欺行霸市、暴力拆迁、打人毁物、作恶多端、罪行累累。（www。yypl。net）
　　刘涌该不该死？
　　各国关于死刑存废的话题，涉及人权理论、生命伦理，已经谈论了四百多年，但是，这与刘涌案无关。作为“司法杀人”（德国法学家拉布鲁斯语）的死刑判决，在中国的现行刑事法律和司法判例中，俯拾皆是、不足为奇，这正是我们谈论刘涌该不该死的法律环境。以刘涌的犯罪事实而论，其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之严重，其主观恶意之深厚、行为方式之残忍、社会影响之恶劣，均达到了刑法总则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地步，也符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民意尺度，即使在那些有死刑而又严格限制死刑的国家，恐怕刘涌也会难逃一死。
　　正义是法律的先导。虽然中国的司法不受判例约束，但是，如果罪大恶极如刘涌者也可以不受死，那么，对于那些罪恶小于刘涌却已经伏法的大量的死刑罪犯，便是严重的不公，对于将来可能会受死的罪恶小于刘涌的罪犯，又何以服人？《外滩画报》质疑说：“刘涌不死，死刑还留给谁用？”显然，依“罪刑等价”的刑法法理原则，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刘涌该死。
　　以此而论，处死刘涌本来毫无新闻价值。但因为种种原因，刘涌之死还是成了今年最大的司法新闻之一。（www。yypl。net）
　　刘涌之死为什么引人注目？
　　其一，因为刘涌案与轰动一时的“慕马大案”纠缠不清，令公众怀有“是谁牵出了谁”、“还有多少猫腻”、“还能牵出几只大鳄”的疑虑，这些疑虑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澄清；
　　其二，因为刘涌案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大案要案，是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暴力犯罪之集大成者，猖狂作案三十余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造成一死四残九伤（包括枪击警察、殴打执法人员），并有一大堆贪官污吏牵连在内，这些因素均足够吸引公众视听；
　　其三，刘涌案的审判过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一审死、二审活、三审再死，“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引自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否定之否定，使这个案子充满了神秘、诡异和戏剧性。传媒和学界，争执不休、沸沸扬扬。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的“提审”条款，史无前例地亲自再审这起普通刑案，才终于给刘涌的生命画上了句号。（www。yypl。net）
　　刘涌案与“程序正义”
　　1、刘涌案在立案侦查阶段，就受到了沈阳市长“大哥”慕绥新和法院院长“干爹”刘实的“口头干扰”，未得逞。鉴于刘涌案与沈阳市中级法院的某些人物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审程序异地管辖、铁岭开审，这已经有点不寻常了，好在铁岭方面办事沉稳、波澜不惊。
　　2、辽宁省高级法院的二审程序先是拖拖拉拉审了一年又四个月，久审不决，本已令人生疑：刘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刘涌的巨大财富究竟在二审中起没起到“干扰司法”的作用？没有疑问的是，刘涌有足够的财力雇用到中国最好的律师，而最好的律师除了卓越的辩才，还以刘涌的资金、由辩方出面，向法庭抛出一份貌似中立的“专家意见书”，甚至律师们也不惜采用给党政领导上书的方式，积极谋求行政“干扰”。
　　3、沈阳终审改判死缓，让人大跌眼镜，随之爆出另一个“程序正义”话题为人诟病不已的刑讯逼供问题。判决书中除了含糊其辞的“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外，稍具体一些的描述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典型的春秋笔法，说服力十分勉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是什么法律用语？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刑讯逼供到底有还是没有？如果有，是否构成改判死缓的法定理由？按照证据规则，刑讯逼供给口供的鉴别、证据的采用、事实的确认带来了哪些变化？作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之首要分子的刘涌，本应对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负刑事责任，是哪些重大而关键的证据改变导致了刘涌刑责的改变、从而导致了判决结果的改变？如果辽宁高院那份文理不通、制作粗糙的终审判决书能够经得起这些质疑，那么，他们完全有信心成为本年度向刑讯逼供猛烈开火的司法英雄，以区区刘涌一命，作为对刑讯逼供开战的超级武器，刘涌也算“立功”了。
　　4、然而终审判决的悖谬还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高法院最终否定了刑讯逼供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与孙志刚、李思怡、孙大午、郑恩宠等案件的情形一样，2003年中国的“网络民意”，仿如“网络陪审团”一般，在刘涌案中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与金钱和权力的力量相抗衡。这种以正义为宗旨的庭外力量，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显然与“干扰司法独立”无关。（www。yypl。net）
　　刘涌之死的意义
　　并非密织的法网，几乎已经被一份可疑的判决书无情撕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几乎全都成为司法泡沫。最高法院当了一回从天而降的护法天使，该出手时就出手，以全新的角色，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这是值得赞扬的。
　　黑帮可怕，黑金更可怕，收受黑金的黑官尤其可怕；黑社会可怕，社会黑更可怕，丧失了司法公平的社会之黑尤其可怕。
　　如果刘涌没有可观的财富和广泛的关系网，他的犯罪生涯可能早就终结了，他的末日断不会如此姗姗来迟。刘涌之死对于打黑除暴、对于反腐肃贪、对于司法改革、对于法制建设，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意义，尚未可知。但是，对于公众而言，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驳回了财富者的免死特权。这一事件表明，在社会分化、贫富悬殊、特权现象日趋严重的中国社会，在所有未必公正的不平等面前，至少面对死刑，应该人人平等。（www。yyp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