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人民性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起点、基石和指南

　　人民性或者它的不同说法如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三民主义或者四民主义，是中国人最熟悉、最常用的字眼，也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政治普适价值。不但在今天，甚至在历史上，也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和统治者，都在表面上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或者说合资格性说成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它那个政党、政权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张召忠将军在力挺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时候，也突出强调说他们得到了99选民的支持。
　　但是人民性显然不但有实践上的言行不一，而且有理论上的观点纷争。
　　一、人民性的三个基点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人民性，必须赋予它严格而规范的内在规定性。我想起码应该有三点：
　　一是公正性。人民大众具有自由、平等的各种权利，获得平等、公平的就业、创业、个人发展、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
　　二是普惠性。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要使大多数人受益，也就是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如果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受，那么，不但这种改革与发展的正当性要被质疑，而且也不能持续。
　　三是宪制性。改革要建立平等与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必须体现在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上，通过宪制来保障。即要有公平、周全、先进的法律体系，也要有多元参与的良好治理。良法善治是人民性的根本体现。
　　二、现代性与人民性
　　秦晓先生曾经撰文谈到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指出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有以马克思、韦伯各为代表的两种现代化范式。马克思范式的理论基础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现代化的路径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阶级斗争；韦伯范式的理论基础是人的自由、权利和理性，现代化的路径是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在后者中又分化出两种：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合流产生了第三种范式和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
　　但是中国目前实际上是走出了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即既不主张阶级斗争，也不能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
　　三、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膨胀扭曲的公权力与人民权利的矛盾
　　江平、吴敬琏等先生最近指出中国有国家权力至上的倾向。其实国家权力至上，就是公权力膨胀扭曲，也就是公权力的执掌者官僚集团或者官僚阶级的利益至上。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或者说，是膨胀扭曲的公权力及其执掌者官僚集团与人民权利的矛盾。它的表现就是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
　　所谓官僚专制，就是本来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官僚集团，全面、彻底而持久甚至世袭地掌控了公权力，并使公权力膨胀扭曲，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威权统治。
　　所谓权力经济，就是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结合，官僚集团凭借公权力，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压榨和透支全社会的以及自然界的所有资源，为自己攫取财富。它也可以称之为权有制经济、官有制经济。
　　关于官僚专制与权力经济，我有专门的文章。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肯定有争议。这里不再展开。
　　四、真假人民性
　　如果要在现代性的三个模式和人民性的三个基点上讨论人民性，当前主要的问题，一是我们是真的主张人民性，还是言行不一；二是如何把普适价值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设计出一条切实可行并有创新发展的道路。
　　从第一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广大党员干部过去并不缺少人民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共取得了执政地位，并且在建政后领导人民取得各项建设的伟大成绩，以及在失误和挫折后能够拨乱反正，甚至变革创新。中国始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它的原始动机和动力，正是党和人民上下同欲，追求民主、富强。关于这一点，胡耀邦先生于1980年1月20日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指出：
　　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
　　南方都市报最近有个社评说得好：今天讨论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回归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回归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并打破所谓路径依赖。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顶层设计和路径设计，都不过是自欺欺人。同时，今天的改革，较之当年改革开放之初，更加困难。当年人们所需要面对的，更多是观念与制度的革故鼎新，而改革向前走，必须直面已经成型、固化的利益集团。简言之，现在改革要改革到所谓改革者自己头上了。
　　真假人民性可以通过极其多的事例来观察。我所在的城市，1922年，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王烬美在山海关桥梁厂组织工人罢工，争取经济与政治权利，1000多工人卧轨，资方及政府同意了工人的要求，但是事后将5名带头的工人抓起来要判刑。工人继续斗争，政府被迫释放了这5名工人，这次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2004年，位于本市的一个军工厂1000多工人罢工，同样是卧轨，要求将国家拨付而被厂领导贪污的改制、退休金向工人发放，这次事件惊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政府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但是事后将带头的1名工人判刑5年。事隔82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两个几乎同样的事件，起因与结果却不完全相同，人们会问，到底是北洋政府还是今天的政府更有人民性呢？
　　五、真正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
　　当然这不是说顶层设计和路径设计不重要。从第二点看，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真正要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人民性，扩大人民性，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这里只说一点，即真正发展与扩大党内民主。
　　扩大党内民主要来真的，这就是承认党内派系的合法化，允许它们开展良性竞争。实际上，党内的派系一直存在，现在更加突出。比如，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就有温家宝先生公开倡议自由、平等、正义、人权、民主与宪政，而吴邦国先生则表示X个绝不；在省一级，也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汪洋的广东模式，及更多的模式。党内的派系不但已经明显化，而且也已经开展竞争。
　　“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现代政治民主与政党同行，政党党内民主与派系相关。我们要承认派系，也要引导党内派系着眼于政治而不是利益，是政治集合体而不是利益集团。如果是这样，就应当鼓励它们开展良性竞争。所谓良性竞争，就是不同派系通过政纲和政绩，来获取党内党员及社会上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不是少数人的密室政治。薄熙来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共第一个真正依靠民意支持而竞争党内职位的高官。而他获取民意的是所谓重庆模式。
　　我们可以对重庆模式有不同评价，但薄熙来所开创的党内竞争方式是必须肯定的。从这点讲，他对中共有历史性的贡献。
　　既然中共内部有不同派系，有不同政治纲领，我想，我们可以既在中央层次鼓励他们竞争，也可以在省级开展不同的改革与发展模式的竞争。考虑到中国一省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大，这种试验与竞争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就中央来讲，重庆模式是被动的，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地区领导人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就其普遍性而言，它可以说是中国发展困境中的一个有益的突破。重庆的经验证明以中国之大，完全可以进行不同治理模式的竞争，以解决社会矛盾，激发地区领导人的政治热情，将中国政治进步导入良性轨道。
　　当然，我更加认为：在不同的地区“模式”中，只有那些更多孕含民主、宪政元素的“模式”，才是代表正确发展方向的模式。从这点说，广东有更多的亮点。比如它的媒体言论自由水平，公民参政议政水平，财政公开水平，民间组织开放水平，建设幸福广东，以及这次的乌坎转机，都是证明。
　　我希望，正如小岗村打响了中国改革第一枪，乌坎能够成为中国新改革的真正标本。而在推进宪政民主方面，中国所有的省部大员有着相同的机遇。能否抓住机遇，并在中共高层形成良性的竞争，促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与时共进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现代化的政党，也是对中共的考验。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能够真正走出一个具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能够超越已有的世界现代化的三个模式，从而为人类的文明样式提供新的样板，作出真正的贡献。比如，我们能否跳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老路，跳出GDP神话，走出一个以全体国民幸福为旨归和依据、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标志的现代化新路？
　　我在纪念《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座谈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人民休戚与共，共产党荣辱与民》。实际上，共产党不但荣辱与民，而且成败与民。实现人民性，关系到这个党的生死存亡。归结我们党执政后的所有经验教训到一点，就是它是否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所归纳的四种危险和种种考验，都是在党与人民关系上表现出来。当前中国的形势发展已经到了这一步：如果它不能真正体现人民性，它可能还会存在，但是就会蜕变为一个反人民性的党，最终会失败。在今天，说人民性，三民主义四民主义不重要，关键是真刀真枪。而这又关系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道德与理性。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形势，已经极为迫切地要求党的领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权力的执掌者们，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及时地拿出诚意与行动，这样才能与人民和解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