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遇哲：中产阶层“量变”，橄榄社会“质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12月14日《新华网》）
　　作为10年来最晚的一次会期，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受关注。如果说，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坚持房地产调控的“定调”早已在意料之中，那么“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法则让人眼前一亮。继今年4月总理温家宝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之后，“中等收入者”再次明确进入中央政策视野，这也让幸福的“橄榄型社会”变得更加可期。
　　“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即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相当庞大。社会学认为，中等收入阶层所承载的调节贫富分化、缓冲社会利益冲突的功能，对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经验也证明，“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利于化解社会主流意识中急功近利的躁动，促进社会的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相比之下，我国此前的社会结构状况是“金字塔型”，中低收入的占大多数，低收入者约两亿七千万，困难群体约有一个亿，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只有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改“金字塔型”为“橄榄型”社会结构，才能解决这个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中产阶层“量变”，橄榄社会“质变”。如何真正培育出“幸福橄榄”，至少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流动的“橄榄”。橄榄型社会不应是一个僵化的阶层结构，与提高中产阶层比例相比，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更为重要。唯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才能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在这方面，政府所要做就是提供阶层流动“引擎”和“平台”。比如，通过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让农民工通过不断学习，成为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继而成为中等收入者；再比如，提供优惠政策，鼓励自主创新、自主创业，让人才资源的智力优势得到充分施展，更多创造财富。
　　轻松的“橄榄”。时下，收入相对不低、支出相对较高、生活压力较大、缺乏安全感正在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缩影。《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指出，约有七成北京中产阶层成为“房奴”和“车奴”。打造“幸福橄榄”，不只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更关系到经济宏观调控大局；不只是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更要减轻中产阶层的经济负担。一方面，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相应档线缴税比例，遏制税收杠杆“逆调节”现象，另一方面，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缓解中产阶层的生活压力。
　　有责任的“橄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我们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更需要培育一个心态稳定、对个人生活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中间阶层。对于中产阶层而言，应塑造良好的公德意识及公民修养，热心公共事务和慈善事业；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创造条件让群众群众批评”，引导中产阶层参与国家管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