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学者担当

　　近年来，公共事件频发。“七二三”动车事故、小悦悦被撞、“房闹”现象等高频化的公共事件不仅考验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应对能力，也考量着学者的担当能力。
　　将危机治理置于世俗社会来探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的碎片状分化，其后果直接体现在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利益的祛整体性。这种由阶层利益相互搏弈而产生结构性利益诉求进而加快形塑而成的中国利益集团，进一步客观证明了当前中国改革的阶段本性：从30年前开始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已经走向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在这个深化改革的转型艰难期，因资本利益分散化、社会结构碎片化、权力政治祛魅化以及信息网络瞬时化四重交叠的社会发生机制，注定必然直接导致中国社会传统共同话语的流失与共同理想信仰的缺乏，而话语交融与信仰共振的不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与难度。因此，中国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就必须要被搁置在这个世俗化了的多元的开放社会中来加以讨论，而有效话语与科学信仰的合法重建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从发生来源上讲，一般有外侵与内蚀两种，如日本核辐射所导致的抢盐行为属于前者，而八年前的“非典”事件属于后者；从发生的形式来讲，分自然灾害、人为因素以及综合情况三种，汶川大地震属于自然灾害，法轮功事件属于人为因素，地震后抢购日化品的行为属于综合情况；从发生的领域来讲，分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医疗的等多种类型；从发生的空间来讲，有网络危机型、媒介危机型等虚拟空间公共事件和广场危机型、商场危机型等实体公共事件；从发生的组织性质来看，有人民内部利益诉求型与利益集团阴谋控制型。
　　面对如此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公共危机，有效话语与科学信仰的重建何以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三十年来，中国学者走过了以“文化热”这一新思想启蒙运动为风向标志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了以“思想淡出”、“学术兴起”为根本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走过以“学术资本主义”为实质内涵的21世纪前十年。今天，中国学者们所伫立的这块土地已经是被完全融入全球化风险社会中的现代中国。面对将各种社会问题高度集团化、利益化、虚拟化、全球化后而出现的各式社会公共危机，面对从90年以来几乎全盘遵循西方现代知识工业“生产消费”逻辑而逐渐否弃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启蒙情怀后的中国学术界，当代学者在中国社会公共危机治理面前又该如何担当？
　　“学术资本主义”遏制公共情怀
　　当下中国学者的最大理性在于其专业化、技术化的学科结构和世俗化、全球化的研究视野。这有益于我们用客观的态度去深入发掘公共危机事实本身。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心中炽热的启蒙乌托邦激情决然不同。80年代的中国学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萨特式知识分子的结合，具有高度的民族性与公共性，道德情操、人文精神以及普遍常识是这批学者应答和解决中国公共危机的主流话语。在整体社会仍旧同质化与共同理想话语信念犹存的80年代，这批学者尽管具有普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虚妄性，但是他们对80年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的启蒙式公共担当总体是有效的。然而随后的二十年内，中国学者逐渐分化，一批学者成为了与资本、权力等非法媾和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所述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批学者无不在分化的中国利益选择中以自我裁减和阉割后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哲学精神，去粉饰自我不再具有道德情操、人文精神和普遍常识的专业权威，公共危机的理论应答从此变成了没有价值理性的技术解释，变成了简单的话语暴力与工具维稳；而另一批学者则从此安然于知识加工厂学院的、媒介的或者书商的知识“生产消费”体系之中，他们以课题、出版、赞助、稿费等现代知识生产逻辑的方式逃避公共问题，更逃避公共危机。中国社会公共危机的学者担当变成了学者们的唯利益担当、唯权力担当、唯自我担当。当然，在80年代后的二十年中，“学术兴起”与“学术资本主义”的主流逻辑并完全没有扼杀一部分学者真正的公共情怀。这批人也在1998年以及2003年左右，对中国公共问题，以及这些公共问题下隐藏的公共危机发表了系列针锋相对的看法，“福柯式批判”的特殊知识分子逐渐诞生并发展。但这不是前二十年中国学者回应中国公共危机、直面公共问题的主流。中国前二十年学术的习惯态度是以晦涩的学术研究之名逃避公共责任和公共话语，或者以“大众通俗”、“日常消费”、“文化产业”等知识工业生产为名阉割公共价值情怀与推卸公共危机的思考责任。这样的直接后果是解构了学术存在的实践意义，阉割了学者知识创新的价值理性，割裂了学人与普通民众的精神纽带。应该说，80年代后的二十年，中国学者对公共危机的担当能力总体不足，尽管其中不乏有几点火花产生了几个亮点，但是中国学者总体上渐渐远离了普通民众、学术精神以及社会责任，逐渐靠近了资本、利益、集团，难有知识分子本有的超越情怀与独立审视。中国学者二十年来的集体缺位或越位导致社会公众对学者断定标准出现非理性的情绪化定格：“批评系独立、褒扬即媚权”。事实上，这条荒谬的判断标准与“一味粉饰太平”的独断理论装潢一样，都不是“实事求是”。可是，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学者二十年来的集体表现所造就的公众印象吗？
　　合理承担危机治理
　　新的学术世界也是脱胎于旧的学术世界，在对旧有学术世界的批判中也就建构起了一个新的学术世界，应该说这是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否定之否定螺旋状上升的扬弃过程。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当代中国学者对于公共话语下的社会危机治理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四点。一、继承上个世纪80年代那批传统式公共知识分子型学者的公共精神与怀疑理性。在这个被各种后现代话语去中心化、去启蒙化多元解构了的中国社会中，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要认真反思与总结三十年中国学术自觉担当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弱化的深层原因，以严肃的理性态度坚决质疑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将中国公共问题全面西方式治疗的形而上学情结，同时坚决反对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信息遮蔽、暴力处置以及简单同质的做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要坚决采取针对性的公开化处理与公共性治理。二、要以高校、研究所、公共媒介为主要载体，在国家法律法规、文化习俗、群体认同的基础上，提高当代中国学者独立客观回应中国公共危机的治理能力，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公共治理体系方法论一般法律策略，建构能够及时充分反映弱势自然朴素正义法则的制度程序，畅通公共危机中的情绪治理。三、政府应更充分地信任学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畅通专家学者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软硬性渠道，强化专家学者的技术治国能力和底层联系能力，以建立各种交互式的学术共同体为抓手，在整体上重塑中国学者逐渐流失的公共参与积极性，同时以共同体所形塑的公共精神超越自我利益。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破除因“资本利益分散化”、“社会结构碎片化”、“权力政治祛魅化”以及“信息网络瞬时化”所可能导致的学者与学术操控。因此在现有社会环境下，学者要以“制度规约”和“道德率”的方式从依附于某一利益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泥淖中走出来。这就首先需要政府赋予学者之家高校、研究所、公共媒介以真实的相对的社会独立性，特别是坚决祛除高校行政化癌瘤，坚决反对部分学者不从社会普通民众和国家大局高度出发而极度自私地代表某特权资本利益集团发一些极不负责任的权威式言论，误导公众。四、继承上个世纪80年代后二十年这批学者学术规范的专业态度，在继续深化学科体系和规范学科话语的基础上，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强化社会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方法，疏通学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公共、面向中国与世界的发言渠道；坚决反对学科殖民的无理扩张，反对学科自治的非法封锁，反对学科宏大单一体系构架的独断研究方法，反对学术、学科自说自话、经院哲学式浓厚的精英情节，如此这般，面对以中国公共问题为话语的各式社会公共危机治理，学者才能汇聚足够的理性力量、学术精神以及公共民意以社会良心与国家脊梁的高格去合理承担。
　　（文章出处：《社会科学报》（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第1288期第5版2011年11月17日）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