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远：民主与汉奸的帽子

　　“汉奸”本来已经成为死语的一个词汇，却在21世纪初叶的中国格外流行，不能不让人觉得吊诡。同时迫使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迟迟没能够向着公民社会迈进。
　　然而，当本文试图简单讲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却又不得不承认，本该作为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还不是一个确然事实而是一种发展趋向。中国本身，是超越诸民族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其实表述为以汉民族主义为中心的中国国家主义更为恰当。在行文中，两者会交互出现。
　　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统治者教谕天下，他们拥有统治大权的正当性始终是官办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种正当性的内容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却多次发生变异。大概而言可以分为三段，1950到1970年代是统治者解放了人民，所以他们能（代表人民）统治国家；1980年代是统治者发展了经济，所以可以治理国家；1990年代经历春夏之交之变，统治者开始试图建立基于民族主义的统治合法性依据，也即党领导人民击退内外敌人，复兴了中华民族，所以党专享统治权。这个微妙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共识。正因为需要强调党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色彩，以抗战胜利五十年为契机，抗战的历史、仇日教育才会被时隔多年拿出来炒冷饭。日本研究者们统计，1950年代以来大陆拍摄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绝大多数集中于1995年后的十年，这值得注意。
　　惟民族主义本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御用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假设存在一个超越政府和人民的民族大家庭，政府是大家长，他干得好所以人民要拥护他；反过来也可以的出结论，如果政府干得不好，人民自然可以反对之。事实上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美国炸了之后，那种全国性的失望、愤慨的确让政府如坐针毡。同样的，政府对民间的保钓运动并不乐见。我曾经采访过华人保钓网的一个干部，当时他在浙江，他说自己处境艰难，随时有人跟踪，所以他不得不和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随时保持联系以取得领事保护，因为他是加拿大籍华人。
　　再举例被自己挥舞的民族主义剑锋所伤害的还有越南统治者。其实越南民主共和国明确承认过西沙是中国领土，到黎笋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该国开始宣传西沙被中国侵占，以激起国民的爱国情绪，维护自己统治，维护自己的扩张主义政策。可到了今天，越南政府并不希望在西沙问题上和中国搞得太僵，但又不能向人民澄清，说其实西沙是中国的，我们以前撒谎了，结果被越南人骂为软弱。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会有类似感受。
　　可令人诧异的是，到今天中国当局成功地化解了民族主义的副作用，使得民族主义彻底成为统治者教谕人民的器具，丝毫不能成为人民问责当局的理由，这不能不令人叹服他们的智慧。这种化解副作用的解毒行为需要另一味药，那就是“汉奸论”。
　　中国有一群人宣传说，整个国家大家庭除政府家长、人民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汉奸。在他们的描述中政府固然没有那么伟光正，也没有那么坏。政府反而比较蠢笨，像一个孩子似的容易上当受骗。欺骗政府的就是汉奸。所以任何有损大家庭利益的事情，都应该归责于汉奸，政府最多就是上了汉奸的当。然而大家庭也不光有亏损，也有成就，成就就是因为政府领导的好。所以在他们看来，飞船上天，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结论就是政府领导的好；而动车事故，因为是坏事，所以一定是汉奸搞得，比如一个逻辑就是汉奸为了私分国有铁路，所以故意制造皇姑屯事件，然后舆论跟进炒作。
　　他们说，为什么动车事故不发生在别的地区，而是发生在私人资本发达、海外贸易多的温州呢？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在他们的宣传下，国家有任何进步，都要感激政府，要效忠中央；国家有任何灾难，那一定是汉奸所为，为了对付汉奸更要团结在政府周围，要救党保国。于是，只要你承认存在超越人民之上的大家庭般的民族整体利益，你就不得不接受，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拥护政府的结论。传统上的，正是中共打败国民党理论依据之一的丧权辱国政府需要被推翻的结论被成功化解，因为丧权辱国的岂会是政府？那一定是混在政府里面的汉奸！！
　　这一群人就是中国的左派。
　　马前卒充满恶意地推论，中国左派的宣传很有可能就是维稳宣传的一个外包项目。笔者不得不接受这个观点。就是今日摩罗、孔庆东、司马南等人已经堕落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为了维护政权，不惜赤膊上阵。任何有利于他们维护汉奸论的话都可以说，譬如孔庆东的大雾气象战论；任何反对当局的人都要打成汉奸，甚至毛左也被打成汉奸。今天的中国左派中，原教旨意义的马列主义者已经如同凤毛麟角，他们比较集中于毛泽东旗帜网，所以毛泽东旗帜网也成了乌有之乡剿杀的对象。因为原教旨主义毛派还有一些骨气，敢于骂骂修正主义中央，这在张宏良、司马南等人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
　　中国左派的旗手张宏良说过，“中国老百姓不仅在杀岳飞的问题上，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杀自己的问题上同样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在中国左派看来，国家即使杀你，只要他总体还在维护国家利益，你就不能抱怨更不能反抗，这就叫有民族大义。反言之，如果反抗了的，那就叫失了民族大义，失了民族大义的人不就是汉奸了吗？汉奸不就是应该杀吗？所以在张宏良等人构建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中，只有接受统治的才是民族的成员，凡是有任何意见的都是汉奸。而统治者有没有基本上总体上维护了国家利益呢？谁来评价？人民有无质疑的权利？这些张宏良等人都避而不谈了。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汉奸这个死语成了年度流行词汇。似乎中国现在汉奸横行，国家真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因如此，人民更应该想抓救命稻草一样拥护当局。
　　饭都吃不饱的一群底层民众，不去恨强拆自己房屋、夺取自己土地、贪污自己血汗钱的官吏，而去恨一群文化人，说他们是汉奸，花钱买了然后去烧他们的报纸，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以为自己在做有益于民族共同体的事情。那是多么荒诞的历史悲喜剧？
　　看着千百万乌有乡民各种行为艺术，或烧报纸，或反转基因，或砸袁腾飞场子，或公诉茅于轼，各种打汉奸的行为，却惟独不敢问一句，家长，你把家庭治理好了吗？咋我老吃不饱饭呢？当局及其帮手司马南等，该是何等得意洋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