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科索沃模型”值得台湾参考？论全球化时代“独立模糊化

　　当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准备在明年单方面宣布独立，有台湾深绿评论立刻呼吁参考“科索沃模式”，以争取国际注视。然而在所谓“科索沃模式”以外，踏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争取独立的组织其实更多反其道而行，来模糊化独立的定义。这现象值得两岸停下喊口号，作出学术的分析。
　　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的“伊布里西计划”
　　首先，我们可观察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分离主义者的案例。巴斯克是欧洲最古老、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它的语言“Euskara”不属任何主流语系、而自称“史前语”，一直有强烈自主意识，独立运动已持续数百年。1968年开始，更明确要求合并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地区，建立“大巴斯克国”。巴斯克独立运动原来以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ETA）为旗舰，它成立于1959年，数十年来造成千多人死亡，其中又以80年代为它的恐怖袭击高峰。在冷战时代，ETA一直与爱尔兰共和军（IRA）“齐名”为欧洲两大恐怖泉源。
　　然而，巴斯克人近年已远离恐怖主义，这与冷战结束、美国霸权、文明冲突等表面原因其实关系有限，反而更主要是源自南欧革命和欧洲一体化的启动。逻辑上，ETA靠拢恐怖主义比爱尔兰共和军更合乎“常理”，因为西班牙在二战后长期由独裁者佛朗哥统治，ETA的“抗争”，多少含有公民抗命成分，曾获一定同情。然而，自从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后参与“第三波”民主化运动，ETA的本土支持，已逐渐被其他巴斯克温和政党取代，越发成为一个不能落地的无机生命体，马德里中央政府亦越来越愿意放权，令巴斯克自治政府享有几乎比香港更高度的自治。数年前，笔者曾在英国学校恭听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伊布里西（JuanJoseIbarretxe）关于“次主权”的演说，感觉他的策略，已比直线或曲线独立都更务实。伊布里西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认为靠武装斗争搞民族自决已不合时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已不算实事求是，巴斯克人应该一面放弃ETA、一面利用欧盟作为超国家（Supranational）个体的机制，派出驻欧盟的独立代表，同时鼓吹扩大欧盟的中央权力。这样一来，巴斯克就能够通过拉低其他欧洲国家的主权，来催生自己的“次主权”（Subsovereignty），而毋须挑衅性地把主权自我拔高。所以，他强调不搞“渐进式巴独”，只是利用地区一体化的总体趋势，创造解决剩余民族争端的新模式，这就是所谓“伊布里西计划”（PlanIbarretxe）。这模式并不获西班牙完全接纳，亦不获ETA谅解，然而伊布里西上台后不断配合西班牙打击ETA，令马德里当局更难忽视“次主权”运动。当该计划在巴斯克民选政府里得到全力支持，ETA也在压力下被逼宣布永远停火。虽然后来还是有反复，但大势所趋，当无异议。
　　英国邦联：苏格兰可以“半独立”吗？
　　另一个我们较为熟悉的例子，是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事实上，英国新首相白高墩（即戈登布朗编者注，下同）面对的重重挑战，就包括了因为贝里雅（即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权力下放改革（devolution）而再次热起来的“苏独”。在2007年的苏格兰国会选举，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NationalParty，SNP）首次压倒工党成为第一大党，声称将推动独立公投，民调亦显示支持“苏独”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居然都过半。这对选区来自苏格兰的布朗而言，是百分百后院失火。假如现在是19、20世纪，“苏独”可能更易成功，因为目前情况，表面上和当年爱尔兰独立有颇多雷同：
　　自从爱尔兰在近代被并入英国，英国人一度以为“爱独”就像今日“苏独”那样，只是一小撮人发疯。而它逐步成事，和英国政坛大佬格雷斯顿（WilliamGladstone，内地译作格莱斯顿，19世纪下半叶英国自由党领袖，首相编者注）的“道德民粹主义”关系甚大，这在剑桥教授PeterClark的《AQuestionofLeadership》有详细介绍。格雷斯顿来自自由党，认为英国压迫爱尔兰和当时土耳其压迫保加利亚的性质一样，既然英国支持保加利亚立国，就不可能不动员同一批人民支持爱尔兰自治。所以他在1886年主动推出《爱尔兰自治法》，希望让爱尔兰在联合王国框架下高度自治，只是被国会驳回。数十年后，不少大英帝国主义者深感后悔：假如法案通过，爱尔兰可能至今还留在英国，更不会出现日后的北爱问题。
　　一百年后，贝里雅推出以照顾苏格兰为主的地方下放改革，同样和国际关系纠缠一起。须知贝里雅比布殊（即乔治布什）更早提倡“人权高于主权”，最初是为了科索沃战争，但正如格雷斯顿的“保加利亚情结”一样，逐渐显得作茧自缚：既然各国主权已被凌驾、英国已上缴越来越多权力于欧盟，为什么苏格兰就不可以独立？在格雷斯顿年代，统一派和反统一派的对立，扰乱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二元政治光谱，让爱尔兰问题趋于失控；现在“苏独”的正反双方，同样开始超越党派分野，争议并可能继续发酵。
　　乌克兰独立前已加入联合国
　　问题是，在21世纪，铁金刚主角辛康纳利（SeanConnery）一类“苏独”分子其实心里明白：苏格兰的最大利益，在于：（1）内政上得到自主；（2）外交上可以派独立代表参与国际组织；（3）但又同时要获英国中央补贴，因为就算苏格兰独立后可以完全控制它的北海油田，经济上也不及接受伦敦支援划算。同时做到这三点，比彻底独立更重要。第一点，贝里雅的改革已基本达成；第三点，是目前的事实。剩下来的，就是第二点的尊严问题。这问题，是否可创意地解决？
　　我们不妨回顾在联合国成立时，苏联和所有国家都不同，一共拥有三票，分别是苏联本身，以及当时普遍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根据苏联宪法，理论上，乌克兰人可以参与苏联事务，但俄罗斯人就不可以参与乌克兰事务（实际当然是另一回事），就像今日苏格兰人可以在英国国会对英格兰说三道四，但英格兰人不能管苏格兰内政一样。这样的关系，学界称之为“不对称联邦主义邦联主义”（AsymmetricalfederalismConfederalism），内里的一方处于弱势，却得到中央直属地区没有的好处。某程度上，香港也是一个例子。假如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全部变成英国的“加盟王国”，以英女王为共同领袖，保证和英国外交保持一致，英国也许无妨像当年苏联那样，自我升格为一种邦联，并慷慨支持苏格兰“半独立”、加入联合国，和“英国邦联”的席位并存。届时，不但世界杯有四队英伦球队像现在这样分工合作，英国在联合国的票数又大增，岂不是更合乎整体效益？
　　“另类联合国”UNPO的挑战
　　谈及联合国，我们不应忽略一个补充了主权国家俱乐部定位的“另类联合国”，它是分离主义者解决主权问题以前的“理想”归宿。这组织全名“不被代表之民族与人民组织”（UnrepresentedNationsandPeoplesOrganization，UNPO），成立于1991年，目前有69个成员“国”，性质都是独立或自治运动。它声称代表近二亿人民，主旨是证明“独立、自主、自决是不可剥夺的权力”，表面亦强调非暴力，尽管不少会员都有游击队武装配套。UNPO自然不是正式联合国，但以非国家组织的NGO准则来说，已是组织得严谨异常，为仅有的同类联盟，有不少前会员更成功独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帛琉（即帕劳共和国）、东帝汶），成为组织自我炫耀的履历。它的总部设于国际组织云集的海牙，除了为会员提供相关技术训练（例如法律、民主程序乃至环保），每逢联合国相关委员会举行会议，它都会协助会员争取发言平台，平日则天天交流独立运动信息，近年更颁发它们自己的“诺贝尔奖”国际人权奖，得奖者包括东帝汶开国国父古斯芒和台湾慈济基金会的证严法师，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宣示主权国家不能代表“全球”人民，公关功夫相当到家。
　　当独立分子聚首一堂，以群体力量弥补个体力量的不足，这不但是对联合国的集体不信任，还是对主权国家的集体挑战。中国作为联合国、主权秩序现行权力架构的积极捍卫者，自然是最被挑战的国家之一。加上台湾、西藏和东突在UNPO和“独立界”拥有“明星级地位”，例如民进党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曾为UNPO理事长，东突领袖为UNPO创会秘书长，令北京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这批成员的冲击对象。可以理解的是，北京自认为UNPO就是添烦添乱，而且又是西方阴谋。毕竟，UNPO的经费除了微不足道的会费，就是靠“热心人士”捐献，这些捐献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会员则绝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内里的失衡不言而喻。何况世界若真的彻底按民族细分，而民族又是一个可以无限细化的概念，“国家”，便应该出现数以万计。但这些始终不是我们完全漠视UNPO一类现象的借口：也许它的会员为何在不同地方有不同面貌，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北美模型？中亚模型？班图斯坦模型
　　UNPO目前有五个来自北美美加两国的成员，包括代表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拉高塔国”（LakotaNation），夏威夷土著，加拿大土著Nuxalk和Tsimshian，和美国中部的“水牛河丘国”（BuffaloRiverDeneNation）。它们在美加国内不但是合法组织，而且几乎是被政府鼓励参加UNPO，来“为国”拓展国际空间。它们的终极目标并不一定是独立，可以只是以单一议题争取自治，例如增加部族赔偿金、退休金等。换句话说，这种UNPO成员是把争取“次主权”和所属主权国家的社会问题挂钩，有时更是先有争取经济权益的NGO、后有准国家，和它们的“抗争对象”，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这和车臣、疆独、库尔德等成员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刚刚相反，后者的所有纯正社会压力团体，都要和分离分子划清界线，以免原来没有分离主义倾向的NGO被划为“分裂分子”。严格来说，将这两种成员并列，是某程度上的偷换概念。
　　除了“北美模型”和“中亚模型”，主权国家响应独立的方案，还有以前南非白人政权为代表的第三道路。当时南非为了深化种族隔离政策，在1976年划出部分贫瘠土地，自愿放弃国土，成立十个黑人区，称为“班图斯坦”（Bantustan），后来更让其中四区Transkei、Venda、Bophuthatswana和Ciskei正式脱离南非中央政府“独立”，尽管全球只有南非承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实际上，这自然是南非白人政权自欺欺人的谋略：这些地区“独立”后，南非就毋须负责其人口的生死，而谁属于这些“国家”的“公民”，和谁是难民一样，都是由南非说了算，这和近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和巴勒斯坦划分版图的“单边政策”，可谓异曲同工。UNPO的新会员“瓦文达国”（Vhavenda），正是曾“独立”的黑人家园共和国Venda人民，他们近年才发现黑人在南非当家作主，反而不及当年在白人阴谋下“独立”受注视，于是希望通过重新提倡民族自决，来解决部族的退休金议题。这些模式都和“科索沃模式”不同，部分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东非桑给巴尔岛的“一国两制”
　　在“小联合国”以外，也有一项“世界小杯”（WildCup）比赛，主办单位自称“国际独立足协”（FIFI），成员自然又是那批分离主义成员，和国际足协（FIFA）的世界杯足球打对台。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周期间，有六队“准国家队”参加同样在德国举办的“世界小杯”比赛，除了主队德国汉诺威，还包括以下五队：“西藏”、格陵兰、北塞浦路斯、直布罗陀、桑给巴尔。这里知名度最低的大概是桑给巴尔，但它的模型却最值得注视。
　　桑给巴尔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部分，“坦”是内陆的坦葛尼喀，“桑”就是桑给巴尔岛。历史上，桑给巴尔一直是伊斯兰教势力范围，一度是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苏丹国成员，至今依然保存着当年的苏丹王宫。后来桑给巴尔从阿曼分裂，沦为英国保护国，才逐步“脱亚入非”。它在1963年获得独立，一个月后发生推翻苏丹的政变，半年后被并入坦桑尼亚至今。原来坦桑合并，是希望得到经济整合的利益，加上当年领导坦国的尼雷尔总统是泛非主义魅力领袖之一，桑给巴尔人原以为得到大靠山，对合并有抗拒，但不算太大。
　　当年中国大幅援助坦国，桑给巴尔连带受惠，岛上的体育馆今天还是以“毛泽东”命名，就是两国统一的群聚效应。
　　不过桑岛的经济发展一直事与愿违，今天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60年代更差，伊斯兰信仰近年又复兴，岛上的独立呼声，也就越来越高。幸好坦桑尼亚一直采用“一国两制”，桑给巴尔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议会，还有一人一票民选的总统，有点像和塞尔维亚分家前的黑山共和国，而且自治范围越来越大，不断朝主权国家方向进发，可谓目前“次主权”运动的一个典型。参加FIFI前，桑给巴尔已获得非洲足协的附属会员资格，这在全非洲几乎独一无二（另一个附属会员是法属留尼汪岛，Reunion）。桑国足总认为国际足协接受并未完全独立的巴勒斯坦、一国两制之下的中国香港，也应该接受“一国两制”之下的桑给巴尔，多次申请正式会籍，但多次被拒，不过也许总有守得云开的一天。
　　科摩罗联邦“一国三制”选出伊斯兰大阿亚图拉
　　桑给巴尔的印度洋邻国科摩罗（Comoros）也有类似的经历。科摩罗同样是非洲外围的伊斯兰国家，和印度洋亚洲各国关系更密切，19世纪沦为法国殖民地，1975年独立。它不过比香港大一倍，主要由四个大岛组成，其中马约特岛岛（Mayotte）的天主教徒拒绝加入科摩罗，至今由法国统治，剩下的大科摩罗岛（GrandeComore）、莫埃里岛（Moheli）和昂儒昂岛（Anjouan）组成联邦，但三岛在1997年前后先后兴起独立运动，政局混乱不堪，保持着一年一政变的惊人纪录。2002年，在非洲联盟调停下，科摩罗通过新宪法，将国旗改为伊斯兰新月兼四色旗，以示四岛包括未回归的马约特岛岛完全平等。新宪法事实上是一部“一国三制”基本法，不但容许三岛有各自的总统、国会，还规定三岛轮流产生联邦总统。
　　在2006年5月进行的大选，是科摩罗独立三十年来首次和平政权交替，选举形式也相当创新。由于上任总统来自大科摩罗岛，根据宪法，这任总统必须来自昂儒昂岛。竞选分两轮，首先由昂儒昂岛民初选，选出三名本岛出产的候选人，再由全国总选。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格局，就像假设港澳台结成特区，轮流坐庄，到了某年，香港人只能选择台湾人为特首一样。至于最后当选的桑比（AhmedAbdallahMohamedSambi），则是一个有力整合次主权的有趣人物。他曾在沙特、苏丹和伊朗留学，获伊斯兰精神领袖的“大阿亚图拉”（Ayatollah）称号，不禁令人关注究竟当年的“阿曼桑给巴尔”亚非联盟，会否以“伊朗科摩罗”方式重现。桑比的宗教背景，究竟能够协助国家整合，还是协助昂儒昂全面独立，目前尚未可知，但无论如何，当信奉伊斯兰教的桑给巴尔、昂儒昂和莫埃里实现最高度自治，呈现越洋走回阿拉伯世界的姿态，并得到伊斯兰大阿亚图拉领导，它们已经脱离了非洲政治的地缘轨迹，强化了伊斯兰的向心力量，并同时满足了不少主权下放的愿望。换句话说，虽然科摩罗三岛争取次主权，它们却愿意服膺于超国家的单位伊斯兰教。
　　迷你国家公司化：“良性分裂模型”的先声？
　　最后，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功用已越来越经济化，令美国一类发达国家可能在未来产生自我分裂，以及鼓励境内成员独立为微型国家的“良性分裂”欲望。学者JacquesRapaport在1971年发表《小国及领域：地域及问题》一书，被视为小国研究的重要作品，归纳了迷你国家成型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天然及地理的孤立，例如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山区的安道尔公国（Andorra）；第二是历史的进化过程，例如意大利中部的圣马力诺（SanMarino）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虽然国土不断萎缩，但谁也不敢切断这一丝香火；第三是社会、文化、种族的不同，例如非洲迷你国冈比亚（Gambia）是英语区，难以和境外的法语母体塞内加尔联合。
　　但是在今日，上述理据的解释能力已大为降低。例如印度在1975年强行合并国民生活安逸的锡金王国，宣告“天然及地理的孤立”，再不是迷你国的独立保证；摩纳哥、列支顿士登（Liechtenstein）等国不断更改古训，宣布一旦缺乏继承人，即与邻国“和平合并”，也反映世人对历史的妥协；社会文化的差异，甚至已成为地区一体化的动力，例如加勒比海一群小岛国，无论以前是英治还是法治，都不断提议合并来达到资源互补。然而，迷你国家却找出了与时并进的新角色：它们虽然面积过分细小，不可能构成反区域一体化的气候，却懂得利用它们表面的不重要性，成为合法的全球化漏洞。例如摩纳哥几乎不设所得税，金融制度讲求顾客至上，设有赌场供灰色富豪洗黑钱，结果成为著名的避税天堂。又如加勒比众各岛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吸引各种灰色企业到境内注册，从不加以监管，布殊在911后宣布取缔全球避税天堂，进行“金融反恐战”，但却对加勒比海网开一面，因为华府发现若避税天堂的透明度提高，对华尔街的影响更大，因为一旦大企业的储备基金被恐怖分子查获，后果更不堪设想。这些全球体系的迷你孤岛，更成为了各国转型期间抵抗经济一体化的避风港和周转站。例如在苏联迈向俄罗斯的过程，幸好有巴哈马和马耳他，国家资产才没有全部落入寡头集团，经讨价还价，普京依然能够逼使寡头重新交出不少产业。意大利政府默许黑手党把侵吞的国家资产存放在迷你国度，也是基于同一种两害相权的判断。
　　迷你国家现在多以公司方式经营，所有国民都是股东，不会对“公司”有“国家”的要求，不会要求元首负责环保、公义、民主一类宏伟纲领。它们的管治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更为便捷，因为有志上述理念的国民，都会诉诸邻近地区组织或跨国企业，一切添烦添乱的议题都会上缴全球普世价值，迷你君主没有太多传统主权国家的包袱，自然比大国领袖更能发挥CEO的营商创意，令“国家公司化”成为小国的发展趋势。例如摩纳哥雷尼尔亲王就以“海陆空全天候娱乐化”为治国方针，把国家变成一个游乐场，从来没有道德禁忌。圣马力诺为了吸引游客留宿，大量引入意大利名牌服装店和鞋店，特设低税率倾销，国家已成为顾客“扫货”的百货公司。地中海岛国马耳他曾是英国殖民地，更想出一门无本生利生意，就是向世界各国暴发户提供“爵士授勋一条龙服务”，只要付出低廉价钱，即可享有马耳他领导人亲自颁发的头衔，此后以“爵士”示人，“商机”百倍，不少华人都是他们的主顾。
　　总之，在21世纪，大国自我割裂部分细胞、自我成立卫星国，建构自己的避税天堂，和不受现代国家伦理规范的“公司国家”，可谓“良性分裂模型”的先声。美国出兵伊拉克期间，四出寻找志愿者同盟的盟友，但众叛亲离下，只获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等友邦“大力”支持，这都是些什么国家？十多年前，它们还是美国托管地，目前除了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和当年一切，几乎毫无分别。什么是独立，独立究竟为了什么，有没有次主权的发展空间，“超国主权次主权”三个层次的互动应如何进修，实在值得两岸共同仔细研究，不是一个科索沃案例，就可以涵盖一切的。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