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河北清河的案例

　　一、导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作为解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学者们所采用。普特南（Putnam，1993a）把社会资本解释称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一把长期以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基本关系转换为解释潜在经济能力与行为差异的概念，作为一种对集体行为以及长期选择，对经济发展所须依赖的结构与制度安排的诠释，在90年代迅速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赞同，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层面的研究之中，如福山（Fukuyama，1995）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方面考量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实力是成就社会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弗泰恩和阿特金森则认为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分析创新行为与新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贝克（BakerW。，2000）则把研究的对象放到了商业运作中的个体身上。我国学者张其仔（1997）则从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角度作了一个中观的结构分析。
　　对社会资本的重视在聚群经济的研究中由来已久。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Marshall，1920）把工业集聚的原因基本上归结为六个方面：协同创新的环境；互补性工业的存在；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特征；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消费习惯。在对工业集聚的分析中，马歇尔归结出创新的区域环境这一主题，揭示了区域的无形的创新的空气（air）是区域能够产生工业创新，最终形成聚集的关键原因。
　　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or，1985，1991，1992）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则强调了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在聚群形成原因分析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经济行为是根植于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紧密相关；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区域性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非正式的安排，增强了当地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一些社会资本蕴藏于社会网络、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之中，使得其内部交易偏离了市场交易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整体发育。而在后来逐渐形成的以GREMI（区域创新环境研究组织）为代表的区域创新环境学派，他们以社会文化环境作为研究的主要概念，把产业的创新活动与空间聚集紧密的结合到了一起（BMaggioni，1997），他们认为环境是一种发展的基础和背景，使得创新的个体能够创新并能和其他创新机构相互协调；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创新与生产组织的网络正是由于深嵌在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所以网络得以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创新。
　　而萨克斯尼安（SaxenianA，1994）对硅谷社会文化，人力资本网络的实证研究则在研究创新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在这一些研究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对地方经济和区域创新起到促进、加强作用的因素得到了重视；社会资本是蕴含、或者深嵌于社会构架、社会网络与社会文化之中的，它既非市场因素，同时也不是组织一体化的因素，但是同样也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信息流通、生产组织、市场规模效应等渠道充分发挥其作用。
　　社会资本的概念对于突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突破无差异的区域简化，突破局限于要素价格、运输成本以及基于产品层面的外部经济的分析框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及其引发的相关讨论，为揭示聚群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然而作为一个过程分析而言，社会资本是如何促进区域在市场竞争中逐步获取竞争优势的，还必须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二、案例研究：清河聚群发展中的社会资本
　　在200102年，我们对河北省内的若干产业聚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这些产业聚群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体现了社会资本的显著作用。
　　河北省清河县具有羊绒、汽车配件（以密封条等小件为主）、摩托车拉线、耐火材料、合金刀具等五大产业，这五大产业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其中以羊绒产业为最，羊绒产业在当地财政收入中超过80，其初加工环节（梳绒）占国内市场生产能力的70，在产量上，占全国的66，占国际市场份额40。从英国道森公司传出来的“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已经成为业界的名言。随着这几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清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并且在同时，这几大支柱产业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逐步形成，并加强，巩固。
　　在我们对清河的实证调研之中，得出了以下三个相关的基本结论：
　　1、社会资本是促使并保证高流量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2、区域性网络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随着网络的的发育，网络自身及其所孕育的技能成为聚群经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3、在聚群经济的动态演进中，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促进了对产业发展的特定方向的集体选择。
　　（一）清河羊绒产业的由来
　　羊绒（cashmere，pashm）产业的由来
　　清河的羊绒产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区别于原来已有的长绒产业，清河所萌发出来的羊绒产业其实是一个短绒产业。长绒的原料来源较短绒而言更为稀缺，成本更高，因而其消费市场也就更小；而短绒主要是要冲破两个瓶颈：梳绒和编制，方能实现这一产业的萌发。
　　羊绒尤其是短绒这一产业的市场具有较强专有特性。短绒梳绒这一“行当”正是由清河人（供销员戴子禄）从原有羊绒厂的废料中发现的，但当时采用梳棉机梳绒的效率并不高；此后的清河人通过天津纺织工学院实验工厂的同乡帮助，对原有梳棉机进行了简易的改造，从而使其能从这些废料中梳出短绒来（当时已经能够提取35，而目前已经基本上可以达到100）。而对于短绒产品市场而言，山羊绒要较绵羊绒的价格要高出非常之多，而能够梳出短绒来的山羊，必须是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贫瘠草原中的山羊；因而这一产品在原料市场上就具有非常之大的特殊性，其原料来源供应零散，多来自于游牧牧民以及皮革市场，因而就目前而言，仍然难以在羊绒初加工中实现大规模的整合，而清河的羊绒业，正由于当地良好的商业传统、社会信任、相关生产基础以及清河与供销地良好的关系使得清河的羊绒生产网络能够在数年内迅速的发展起来，形成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占据了相对中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难以消除和替代的市场势力；获得了整体意义上的竞争优势，从而难以为其他地方所轻易替代。可以说，有软黄金之称的羊绒市场，其争夺最激烈的为原材料（占最终产品成本的60左右）和品牌两端，清河人目前已经紧紧抓住了原材料一端，而社区内部也正在孕育着新的变化，其一些成功的领头企业正在整合资源，逐步向品牌一端挺进。
　　而从整个羊绒产业的发展进程来看，在70年代后半期，正是由于清河特定的社会结构，羊绒产业得以产生，而随后产业的发展进程，又是与其社会结构不断演化相对应的。
　　（二）清河的三个基本特征
　　河北清河原本属于“两无四不靠”（地上没特产、地下无矿藏，不靠山、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不靠大中城市）的穷乡僻壤。同时，清河原来也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省级与羊绒（以及当地的其他几个聚群产业）的计划内容之内。经过我们的实证研究，清河之所以能够形成高度发展的几个聚群产业，当地的几个特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l良好的商业传统
　　清河具有优良的商业传统，这一传统在清河羊绒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以下一些重要的作用：
　　这一传统间接创造了短绒这一产业，并提供了最初的企业家群体；
　　良好的商业传统使得生产与商业行为在当地得到认可与尊重，这对于加快经济流量，建立清河在短绒市场的先行者优势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传统商业中所形成的供销员网络为清河的羊绒业建立了有利的大进大出的产业结构，有利于清河起步阶段的初加工环节的起飞；
　　商业传统与供销员队伍的特质造就了清河的其他两个重要的特质：高度的信息流通机制与相互信任。
　　清河良好的商业传统由来已久，明清时期清河作为古运河漕运的重要中转点，为当地的商业气息留下了注脚；而在1949年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清河在整个国家主导的经济系统内培养了一大群供销员，这些供销员走南闯北，很大一部分是活跃在与纺织相关的产业之中；在起步于1969年的“建设五小工业”的运动中，清河建立起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到1975年，清河具有1479家集体企业分布于90的村庄，从业人员超过10，000人，其中包括超过1，980名供销人员，在1975年之前的四年中，这些集体经济获得了2，485万元人民币的纯收入。虽然在1975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清河的集体经济收到了颠覆性的重创，然而商业传统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本却为后日的重兴留下了种子。
　　在起源于70年代末的羊绒产业中，清河的商业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在供销员的队伍中培育了产业的创新者。1978年，供销员戴子禄在内蒙的羊绒工厂（长绒）里捡回一些长绒产品所废弃的边角料毛球，经过尝试，发现通过使用废旧的梳棉机能够梳理出一部分的短绒来，这一创新行为引发了后来清河短绒产业的发源。
　　清河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良好的商业传统与其历史以及政府的作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良好的商业传统引导了当地政府的行为。尽管在1975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清河正是作为河北省委的“割尾巴”典型进行处置的，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就为“能人”平反，大力鼓励私营经济，而在1983年，政府就将所有的集体企业出售为个体。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清河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迅猛的发展了起来，目前清河已有个体私营企业20000余家，其中羊绒产业有8000余家，获得了“北方温州”的美誉。
　　在目前，清河人更是看重并尊重各个产业的“商人”；并把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选举地方的带头人，这就出现了很多的羊绒副乡长，羊绒副镇长，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农民出身的科技副县长（耐火材料行业，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通过生产、经商，从而发财致富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主流文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生产经商的尊重已经成为地方的惯例（routine），在当地得以扎根并流传广播，产生了显著的扩散效应。
　　清河的其他两个重要的特质高度的信息流通机制与相互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商业传统与供销员队伍的特质。在基于前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与核算体系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供销人员是一个在各产业系统处于边缘的群体，这种特质为他们的相互信任与协作提供了共同的背景，他们在聚群中的主导作用引致了区域内的的信任与信息流通得到了发展与传承。
　　清河的商业传统为清河的羊绒产业提供了萌发、起飞的必要条件：产业本身的创新，人员，基础的运行网络。
　　l高度流通的信息传播机制
　　清河是一个没有信息围墙的地方，技术与贸易诀窍的空气（air）在社区内充分的流动。对清河聚群的发展，这种信息流通的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主要的方面：
　　技术信息的高度流通，为大量参与者迅速而且低成本的掌握相关知识尤其是使用低成本机械的知识，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这迅速地增大了整个聚群的经济流量；
　　而商业信息的流通，为短绒业起飞阶段突破贸易瓶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后期它依然起到了满足量化贸易与一定程度上稳定价格的作用。
　　针对于羊绒产业而言，当地也具有非常好的生产基础。清河良好的生产基础，不仅仅来源于其历史的继承，更重要的是源自于其技术的传播和扩散。
　　在清河，几乎没有技术秘密可言。羊绒生产中的所有技术信息，在当地几乎都是全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有两个：一个是由梳棉机改造为梳绒机（短绒）的技术；二是判别羊绒与原毛的“绒眼”、“毛眼”的技术。
　　在清河，这种信息流通行为已经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得到了公众的允许，保证了整个产业的高流量运行；保密的商业与技术行为不仅仅没有盛行，反而往往会被当成是另类，影响其合作关系。在清河羊绒产业发展的初期，这一种信息流通的机制主要来源于聚群中心区在地理上的高度紧密，更来源于当地的商业传统以及供销员、社队企业构成的运营主体，后来又社队企业分解出来的私营企业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的传播机制；政府在信息传播方面也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80年代前期，外贸渠道是整个产业的瓶颈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鼓励地方干部积极扶助地方企业的发展，
　　干部们在当时的经济系统与政治体系下，在整个清河的羊绒业中起到了很好的外贸信息节点的作用；而在清河羊绒产业起飞之后，聚群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很高的市场竞争优势与市场信誉，这种优势与信誉使社区的个体收益，因而在这一行业里，清河人逐步都知道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从而信息的流通作为一种长期的集体选择，被逐渐固化为一种社会惯例与社会规范，在决定清河的羊绒业发展格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l高度的社会信任与良好的合作氛围。
　　清河羊绒聚群内部具有显著的社会信任。这种信任同样为实现与维系整个聚群的高流量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信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支持起来的赊销，解决了清河羊绒起步初期的资金瓶颈，从而使起飞成为可能；
　　高度的信任把产业链上的专业化厂商以及水平链上的厂家紧密地联系起来，起到了降低运行成本，增大流量与加快速度的作用；
　　在营销环节上的信任与协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聚群内部的发展。
　　清河县地方不大，人口不多，相近社区的居民都相对较为熟知，甚至“在县城里的熟人，三天不打电话的话就怀疑他到底是死还是活着”。这种社会环境造成了清河地区高度的社会信任与合作氛围。在清河，我们看到普通居民把价值数万元的原毛随便的在县城大街或者乡村公路上占上路边的一块地方就晾晒，而白天里根本就没有人看守，傍晚时分主人才把原毛收取回去；而销售梳绒机的街道更是把目前单价30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梳绒机随便往马路旁边摆了数十台上百台，而主人晚上就关起门来睡觉，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
　　对于小的家庭作坊而言，邻里朋友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委托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委托别人帮忙顺带帮忙采购一批原毛回来，搭别人的顺风车运货，联合产量进行规模销售，合租一家店面，在车站、饭馆等各种场合以各种随意的方式交流着关于生意的信息，互相询问着简单的技术窍门。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清河早期就培育出来了一种“赊销”的羊绒收购方式。只要是声誉还过得去、经济状况较好的居民，就可以通过赊借的方式，先从散户手中收取羊绒，而在出售之后再行付款；而在收购羊绒时，通常实现一个协商定价，然后草写一张字条（甚至连字条都不用写，只是一个口头协议）就可以作为合同，然后进入市场运营。这种赊销方式在清河的信用程度很高，败德行为并不常见。而赊销则为培养清河初期的企业主，形成资本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如今依然存在着赊销的经营模式。
　　企业管理者之间也保持了合作的良好传统。羊绒协会在应对国际市场的剧烈变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起到了很好的信息流通的作用。这些企业主定期聚会，进行信息的交流、讨论相关的问题。通过交流信息，变动存货影响羊绒市场价格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有过建立价格卡特尔性质的联盟的尝试，这种柔性的联盟，随着企业主长期目光逐渐确立，逐渐的也开始呈现出了一定的稳定市场的作用来。这种合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羊绒市场的价格，保护内部生产个体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河羊绒聚群社区内的高度社会信任，为产业的起步提供了可能（如赊销打开了当时的资金瓶颈，也解决了在当时特定的经济系统内民营企业无法获取银行的资金支持的问题），并实现了产业发展的加速过程（产业链上的垂直合作以及规模销售），甚至还起到了为聚群内部实现相对稳定健康的发展环境的作用。这种社会惯例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管理整个聚群运行的作用。
　　（三）生产过程中完善的社会化网络
　　清河的羊绒产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专业化分工体系；由于羊绒在当地的主导作用，这套体系与中心区的社会结构高度重合，作为社会资本与聚群惯例的载体，这一社会网络的机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地增强。分工细致的辅助工业、专业化的运作，逐步提高的整体劳动系统（WorkSystem）带来的高效率给羊绒产业带来了莫大的助益。
　　提到这一网络，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上面所述的由原来的供销员构成的大进大出的销售网络。其次，在相关的技术、设备以及劳动力提供上，清河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与网络化特征。
　　就梳绒机而言，梳绒机（实为梳棉机，本地用户会自行将梳棉机改造为梳绒机）的销售在清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行业。它的上游，承接着信息提供方，甚至在这一块出现了专门的信息收购以及提供商，他们从与纺织厂有关的人员手中收购到与相应所需型号梳棉机被淘汰出售的信息（信息费为约1000元人民币台），然后梳绒机经销商得到信息后到纺织厂收购这些被淘汰的梳棉机，这一过程基本上是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或者同时到达的机器经销商协商划分纺织厂淘汰出来的机器，然后经销商根据所得到的货物数量付出信息费，在这一过程是高度信任的。
　　由于特殊的原材料特征，羊绒的生产分布在规模各异的厂家、作坊以及家庭之中。而由于需求方的规模要求，这些生产单位根据自身生产能力的大小与需求方规模的需要分别进行网络化的整合，为需求方提供量化的产品数量。这也是清河经济中的协作文化来源与得到加强的地方。而随着产业发展的深入，初加工产品的中间收购商也活跃起来，并由于羊绒的国际市场特征，成为整个产业中平均利润最高、风险最高的行业（羊绒国际市场的波动很大，而由于其本身希缺品的特性，所以在很多年份都具有高利润特征）；这批经销商从中小型工厂与作坊手中收购羊绒，提供给国内外的纺绒、编织商，大大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速度。
　　（四）社会资本作用的机制
　　综上所述，在清河的聚群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技术信息的流通以及相互的信任、协作降低了生产者的进入门槛，使得大量的劳动者能够进入这一行业。
　　同时，在经营销售方面所形成的协作机制，保证了量化销售的要求，从而使得小工厂、小作坊甚至于家庭劳作得到了生存的空间，在原毛的采购上，在根据市场行情安排产量与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成本（因为它们大量雇佣当地与附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再次，在清河的高度信任良好协作传统中形成的其他习惯也往往都是降低成本的行为。如代为采购原材料，搭顺风车运货，合租店面，这些行为都很有利于当地小型经济的维系以及发展。
　　以上几点都极其有利于清河羊绒聚群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流量在发展初期的迅速增大，从而开拓了短绒市场，达到规模优势；建立起对追赶者的壁垒。
　　再次，高度的信息流通和信任所形成的社会规范还很好的履行了对整个聚群进行管理协调的机能。
　　同时，社会资本及其所依附的网络在清河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自增强的正反馈。这一整体所形成的组织能力、技能基础构成对追赶者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
　　清河显著的社会资本，对产业的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有力的报酬递增机制，从而形成了产业聚集的向心力并推动了产业的发展；而对于产业而言，又面临着特定的产品市场，面临着需求限制以及市场竞争，因而在空间距离上形成了特定的产业集群。
　　（五）作为选择机制的社会资本
　　同样，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其他案例中，社会资本也同样在产业聚群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辛集的皮革业传统及其技术传播、流通机制为在体制改革后当地皮革业的快速振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良好的合作机制也为后期政府统一规划重点工业区，以统一治理污染并降低治污成本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良好的合作机制也为后期政府统一规划重点工业区，以统一治理污染并降低治污成本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而在安国的药材集聚形成过程中，良好的医药传统为集聚的起源提供了基础；在安平的丝网聚群中，其供销网络的高度信任以及统一的规范为该聚群的进、出两端提供了低成本、高流量的保证。所提到的这些只是一些显著的表面现象，而社会资本在这些聚群中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社会资本是在产业发展选择机制中的一种因素，社会资本并不能直接选择聚群发展的结果；而聚群的竞争优势又取决于外生的市场条件，因而，在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作为区域的惯例，是完全有可能与区域所期望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例如，同样是在河北清河，DG集团曾经尝试着组织了一个包括了67家中小型企业的网络式生产组织。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在清河原有的产业格局以及合作氛围中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集团式联盟组织，从而支持领导企业的规模化运作以及向深加工领域的拓展。这一网络联盟最终失败了，因为其发起人DG集团后来发现清河当地原有的信任机制并不支持企业化的运作。当地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曾经为清河羊绒业的起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赊销者与作坊之间的关系，赊销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坊与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这种信任稳固并加速了个体之间的合作，使得经济活动的高流量得以实现。但是当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原有的社会信任不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由于心里距离的增大，企业之间的信任并不如个人之间的信任牢固，同时，个体规模的扩张、运行程序的复杂化也影响了网络内部的信任和规范的形成。最终DG主导的网络联盟以解体告终。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社会资本选择的只是特定的产业发展方向，而不必然是聚群发展的繁荣。这与普特曼（1995）对于社会资本的观察和研究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三、为什么是聚群？
　　（一）网络形态的特性
　　为什么在这些区域所最终形成的是显著的聚群现象，而不是一些大企业主导产业发展或者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格局？
　　聚群，归根到底是一种网络（或称联盟）的组织形态。对于网络与联盟这些基于合作性经济活动组织形态的形成动因，有不少学者尝试着进行过解释。卡瑟尔斯（Casseres，1996）认为是网络主要是基于复杂的多元技术发展与以及资源整合的需要；Kash（2000）把它比喻成为发展复杂技术的一种系统化安排；Carney（1998）则认为，企业网络联盟的特有竞争力部分地来自于对资产最理想的配置能力，能够在保证企业弹性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地控制投资成本和对一般型资产的最大利用来避免交易成本的增加，同时避免了纵向一体化的同时带来的企业弹性与适应能力的下降，从而获得比较竞争优势；Gulati（1999）认为，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盟在出了正和企业的能力之外，同时它还形成了新的资源，Gulati把它称为“网络资源”，这是企业合作能力和合作知识的信号，同时也是企业在社会交换中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财富，这种资源使得企业更易于在网络竞争的社会中获得伙伴的信任，更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
　　在上面所提到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在社会资本使得区域经济得以实现速度经济的时候，社会资本起到了重要的整合资源的作用，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降低了交易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这种高度的信任与稳定的合作关系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体化企业在相同条件下难以实现的专业化效率；同时，在聚群产生以及市场转变的时期，聚群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所带来的柔性也为整个聚群的市场竞争赢取了更大的优势。这是聚群的形成与发展所需要的速度经济，从而达到规模经济所需要的重要基础。
　　在上述的案例研究中，聚群工业中的社会资本为产业组织提供了市场无法提供的知识传播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极好地推进了劳动系统（WorkSystem）整体水平的提高；而完善的社会网络不仅为产业的组织提供了良好的运作机制，同时基于这一网络的产业运作经验与知识的交流、传播与繁衍同样也相对聚群之外的单个企业提高了追赶的壁垒。同时，聚群的发展对社会资本的反馈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原有的壁垒。
　　（二）为什么不是大企业主导的格局？
　　然而通过三重投资，从而保证速度经济的高经济流量，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实现对成本的降低以及对后来者的壁垒。这在经济史研究上也同样呈现在一些大型的一体化企业的案例研究中。在钱德勒引入“三重投资”、“速度经济”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在范围经济的引入过程中，还引入了组织能力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时候，研究的对象是企业个体（或者说在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一群个体所构成的整体现象），而且特定地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大企业。那么，在面对我们所采用的速度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资本在聚群形成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会面临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机制所最终形成的，为什么是聚群，而不是大企业？
　　波特（1990，2000）认为，区域性聚群是大企业成长的必备条件；跨国性大企业可以从全球获取生产要素，
　　然而生产率的提高与成本降低的关键环节往往是由本土的区域性聚群所实现；钻石模型（DiamondSystem）内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大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关键。而通过在萨克森尼安（1994）等人对聚群的实证研究中，则可以观察到网络主导型聚群与中心企业主导型聚群之间在产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演进关系；而我们目前对南京系统集成产业聚群的初步信息调查中，也明显地呈现了这一历史关系；同样，在清河、辛集、安国等聚群产业之中，也明显地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大企业成长，与小企业、作坊运作共生共存的企业生态现象，这是由聚群由完全的社会网络化运作所逐步发展起来。这一历史的演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工作来补充完善。
　　而在静态的分析上，与钱德勒企业（Chandlers）相比，我们所研究的聚群对象具有以下一些相似点。
　　在聚群内部，由于低进入壁垒实现的大量参与者（player）保证了生产的流量对大规模生产设施的投资
　　聚群所拥有的社会结构网络实现了内部物流的畅顺，同时也往往保证了处于生产环节两端的销售与疲乏的环节；
　　社区内部共同的准则（社会规范）企业的管理框架；
　　先行者优势。
　　这些相似特征保证了聚群足以实现速度经济；然而，与钱德勒企业相比，他们同时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区域内的社会资本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企业的形成。首先是特定的社会资本选择了特定的生产模式，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其次，由于在社区内，社会资本具有普遍的公共品特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资本降低了产业的进入门槛，加剧了竞争：聚群作为一个整体在聚群之外形成的优势壁垒在聚群内部去难以建立起来。例如在清河，由于机器改造技能与“毛眼”技能的高度传播，使得一般的家庭很容易进入这一领域，从而增大了企业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难度。当然，这是与特定的产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在这一阶段，大企业所采取的机械不仅为能够对作坊与小企业形成足够的固定成本壁垒，同时这种机械所带来的效率优势足以对小企业形成竞争优势；也就是说，产业尚未发展到足够发达的地步，使得生产所需关键知识与技能的发展的编码化（Codified）足以使大企业的经营模式受益。第三，建立在社会资本基础上的聚群的生产组织模式与大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在规范的具体内容上并不吻合，例如它往往是通过信誉与关系来寻找最优的合作伙伴与相关产品，而不是通过具体的产品指标，这些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在模式上的路径依赖。
　　2、聚群往往不是典型的、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换一种角度，基于知识与合作的产业。例如，在上面所提到的河北的这一些聚群，基本上是基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硅谷，则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新兴产业；对于在台湾新竹、大陆珠三角、宁波杭州环太湖地区，则是基于简单技能的，高度分工合作的制造产业。
　　对于前面两类聚群，都有显著的共同点。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通过形成的固定投资以及所带来的低成本对追赶者形成壁垒，这些产业的竞争核心被高度的凝固在固定投资以及运行这些投资所形成的物化组织之上，例如福特的汽车生产流水线，杜邦的大型的化学试验设施和已有的配方等等；而前两类聚群的产业核心则更多的是凝固在具体的人员所掌握的技能以及由这些人所形成组织的内部关系之中。硅谷的研究已经给予了我们明显的启示，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所发展的选择，前两类聚群的产业特征使得企业的重组对产业（和区域）整体的损失降低，而由于人员的重组相对容易，所以小企业的生息交替依然保证了整体产业的收益；而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交替则由于固定投资的沉没而对产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从而作为一种结果，这两种不同的企业交替过程所带来的不同形态的市场空间的释放由加强了他们不同的主导商业模式的选择。
　　当然，共同影响这三种类型的聚群模式的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由于基于个体技能或知识以及基于企业专业化合作的机制促进了聚群的发展，同时也由于聚群的发展从而得到不断地加强，这一结果加强了与聚群相对应的特定劳动系统与社会结构，从而延缓了聚群内部结构的变化。
　　四、结论
　　众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强调了在聚群研究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而我们的案例分析则尝试地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通由速度经济而到达规模优势，以及在其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及其规范等，是社会资本在聚群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在这样的一个动态演进过程中，由于社会资本所提供的平台条件，是的经济流量的形成、加速以及转变成为可能，因而形成了动态的报酬递增机制；这是解释聚群机理的关键。
　　聚群的形成，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所提供的劳动系统。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对特定模式、特定方向的选择；同时，结果本身又同时作为惯例影响着聚群内部的组织形态。聚群内部组织形态的变化，既有它自身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受着不同的社会结构、产业特征以及产业的不同阶段特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