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超越经济视野的中国城市化

　　一、经济视野之外的中国城市
　　过去30年，中国有5亿人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目前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时，中国城市人口将占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样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中国为首例。
　　对于这样的城市移民现象，如果仅仅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城市化的含义不过是两件事：盖楼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体系的建立。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战略标准看，还有很多大事未在当前城市化方案的考虑中。社会变迁研究者很早就开始注意移民现象包括中国国内和向国外的移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研究资金的大量项目，多数以农民工为主题。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主题的重要，在于关涉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目前中国发生的城市化浪潮，完全可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如何回应城市化的全方位挑战，不仅关系到多数中国人的身份系统、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关系到新时期社会管理乃至执政方式的转型。
　　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社会根基在城市，他们主要由扎根于城市的官僚机构、买办组织、金融部门和工商业者群体组成；而共产党的社会根基在乡村，他们主要由农民、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在成为执政党并进城以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在城市零工群体中，他们的主要成分是进城改变职业的外地农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来打工者。而上海本地的技术工群体则同国民党的组织关联更紧密。在传统形式的内聚、冲突和对抗的组织化纽带中，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关系更为重要。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祖籍、性别、文化以及技术类别和水平等因素相比，职业的组织化作用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受到了工人群体中既有的社会类别壁垒本地与外地、工种与技术、地缘与文化等等烙印的深刻影响。通过这些烙印，甚至可以大致辨别人们的利益联结和政治态度，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了它们各自政权的特性。
　　这些在城市发育的社会组织基础，经由60多年、大约三代人的代际移民过程已经发生改变。1949年共产党第一次进城后，大量军队退役人员接管城市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城市人，组织、职业和角色的分化日趋复杂，面临的城市问题已经不同。但是，当时建立的管理方式并未改变，这种管理方式的特征，是等级单位（结构）和特殊主义关系（原则）的混合体，主要的任务在于改造而非适应和融于城市体制。
　　相比于现在，当时的城市功能和目标更为单一：生产企业和行政管理。所以，城市生活的组织化相对简单：进行人口限定并内部循环，“城市人”的成分主要是生产和行政单位中的职工和干部，除了组织调动和安排，个人不能随便移动进出或选择单位，单位之间设置行政级别和纵向隶属关系，但单位内成员间的收入和地位差别不大，城市人的福利和消费水平相近，职业分化程度不大，职位通过人事部门设立、审批、再分配。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人员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社会类别很少且组织化程度较高。城市秩序和生活受到城乡壁垒的“保护”，它无需面临竞争和选择的压力及风险。
　　今天，以地区、户口划分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城市社会单位的同质化现象已经变化，城市职业的分化程度远远超过乡村地区。在城市，不同社会类别的人群共处，不同阶层和职业特征的人混居，新旧体制中的职业、等级、身份、阶级等类别构成叠加，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中西变种的生活方式和礼仪集聚一处。随着居住共同体和单位建制消失，基于单位体制的组织认同和责任减弱。大部分的群体冲突和社会抗议事件发生在城镇地区，自杀和他杀发生的概率在城镇也已经超过农村地区。
　　二、城市化的战略问题
　　（一）冲突性利益
　　计划经济时期创造出来的一些社会分类，比如城乡、地区和工作组织间的地位差异犹存，同时又快速发展出一些新的社会分类，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组织和个体经营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际商业组织等等。这些差别部分和传统体制有关，同时也和变迁有关，它们共同造就并维持的社会不平等，在城市比乡村更为凸显。一些群体类别受到社会区隔所限制，上升流动困难，另一些则非常容易获取大量公共资源，这些差别的形成，有些源于行政格局的路径依赖，有些源于市场竞争，由此形成的很多壁垒和区隔，不能完全由个人偏好、特征及努力程度得以解释。那么，城市管理应当运用什么机制，有效协调并平衡这些差别的地位和冲突的群体？
　　（二）社会连结纽带和信用约束
　　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社会。如果说，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约束的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社会无法依靠面对面关系或初级群体约束行为，因为人们的联系途径完全不同。传统主要依靠单位组织、或人际关系约束行为的机制，这些在城市已经无法适用，表现在信用危机主要是城市现象。这说明，利用工作组织以及初级关系约束信用的作用，需要一种公共信用约束体系来替代。
　　（三）城市管理中介
　　过去城市管理依靠的是行政层级体系。它的特点是，并非全部由市政机构，而是由人们的工作单位实施具体的管理和信息收集事项。这意味着，城市主要是一个地域组织发布文件并按照级别进行审批而非真正的社会管理单位。它有管理的身份和权力，但无管理的途径和方法，因为城市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发布文件：市政府发布或者确认、批准政策，由基层工作单位执行。大部分城市生活事项信息登记、住房迁移、垃圾处理、人员核查、事故处罚、政策补贴、福利保险、利益协调甚至就医就学，实际上，通过准政府（单位）处理，城市人员管理脱离了单位，或超越了地区界别就无法实现，因为是具体的单位承担着对其成员的管理责任，不是它的成员、或不是此地域的成员就不在管辖之内，必须送回“原单位”处理。因而，城市秩序运行的条件是，所有工作组织单位的“准政府代理”角色存在，所有人员都有单位组织它是城市管理机构和市民之间的联系桥梁和管理中介。市民接触城市公共制度必须通过单位，如果离开了单位，他就难以找到为其负责的公事办事机构，甚至完全可能因此脱离接近公共事务的有效渠道。在这种体制下，市政机构的管理具有间接性：它并不直接面对市民，它管理的是单位组织而非市民。但如今，这种中介的功能有的还在，比如行政单位和国企，有的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大量新单位中。而市政机构的管理角色和渠道仍然未见更新。
　　（四）社会分流和机会结构
　　参军和接受高等教育，是从前普通人改变身份，合法向城市流动的主要途径。但现在，这两个社会分流配置器的作用式微，但是，他们创造向上身份预期的职能未减。经过这两个途径，形成了身份上升的预期，但进入社会时，却无法顺利进位笔者称为“结构性失位”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市广泛存在。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90以上来自农村或者县镇以下的地区。他们不满足限于劳工和普通职员的地位，感到付出和收益不平衡，因此，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社会不满，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民意”主要是大量的边缘人群对于社会的不满。对于城市生存技能而言，军队和大学这些过往主要的“教育”和升迁渠道，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新现实和新需要。
　　（五）社会组织化
　　如果注意城市教会的发展，就会发现，它吸引的年轻皈依者多是城市新移民，这些人从其他地方经过教育和求职进入大城市，脱离了原来依靠的组织家族亲友和地方共同体。通过这些组织获得资源信息、协助、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的可行性下降，新移民从有组织所依，变成了势单力薄的个体，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除了就职，就是如何获得组织承认，被城市社会接纳，这是教会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居住区的非单位化，很多陌生人通过买房和租房居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一切由政府进行组织的传统，对自组织化群体存有疑虑，使得这一社会生活内容被商业动机占据市民的公共活动和场地主要朝向娱乐和商业性方向发展，经济目标的聚集受到鼓励（此时他们是消费或者竞争的关系），参与管理共同家园的活动受到抑制（此时他们是互赖合作的关系）。久之，市民缺乏精神和思想沟通，信任和互助关系微弱，自我组织的活力减弱。结果是人们过于依靠政府，自我组织化的能力和责任无从培育。
　　（六）文化价值
　　商业化对于所有精神领域的占领，使得现有城市生活不是滋养和传承文化、而是损害文化和传统。在城市找到最多的是娱乐场所，它们影响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位。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鼓励物质享乐，而非精神滋养交流思想和分享价值。这表现在，公共空间建设少，公共运动场地少，这妨碍市民通过公共接触建立共同的城市意识和价值；城市恢复了大量景观，但却没有恢复其中的历史和人物活动，无法通过他们的生活和追求，保存并欣赏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成了高楼大厦、穿衣戴帽、舞文弄墨等包装和表演性的东西，而不是根植于生活所赖的价值；城市网吧主要提供游戏而非阅读，城市电影和大众电视主要在宣传富裕和成名的价值观。这些价值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没有文化的城市人。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它们不可能通过盖楼和户口制度变革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的追求更长远，希望城市化方案具有更高的战略和系统意义，仅仅满足经济目标的城市化模式探索就是不够的，因为，城市化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