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财产公示，可以缓行

　　近来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甚多，对于改革的必要性，朝野之间似乎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民间呼吁改革的声音自不必说，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李克强总理则主张“给权力带上紧箍咒”。这表明执政党对于权力需要某种制衡机制的思路，变得更加明确和完满，听来颇令人期待。但是，到底应当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共识似乎并不存在。
　　不过有一点是大体可以肯定的。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与腐败引起的不满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腐败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使它在过去十几年里成泛滥之势，其速度可能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水平。腐败的数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各地层出不穷暴露出来的腐败大案，尤其是从近几年因腐败落马的很多高官来看，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腐败数量肯定是不可小视的。我们不妨把这些已经发生的腐败称为中国的“腐败存量”。
　　新形势下，反腐败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呼声最高的一种意见，便是建立要求公职人员公示财产的制度。有这种想法的很多人似乎认为，只要真正做到官员如实公示财产，不但腐败可治，而且能让过去的腐败官员也无所遁形。那么，这种制度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财产公示能治腐败吗？
　　我们对中国国情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的权力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职位越高，人数越少。最高权力层只要有决心，有选择性地惩治几个贪官还相对容易。但是这个金字塔又是由数个小金字塔组成，越往下，能当家的官员数量越多，这大大增加了治理腐败的难度。在这些中下层官员中，不少人都在权力体制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谋取私利，这使他们的收入来源变得十分复杂。
　　在这些非法收入中，简单的贿赂可能相对容易分辨和查清。但在中国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很深的情况下，官员的工资外收入并非只有贿赂那么简单，他们与商业活动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和利益关系。可以合理地推断，官员超出工薪以外的财产，并不全是由非法的成分构成，而是有大量的财产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模糊地带。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空喊财产公示符合公平正义的口号是没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这是一个人数极其庞大的群体。要求这样一群有数百万之众、其中很多人财产的合法性不明不白的官员公示财产，只要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我也想象不出有任何机制能够让官员自愿这样做，除非能同时进行严厉的财产清查。姑且不论这会在官员中引起恐慌，从而给正常的社会管理造成的冲击，即使真正进行全面清查，假如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而是以法治的方式，使每个当事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处理这正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好制度的目标那么考虑到他们的财产来源的复杂性，这也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很容易想象，如果非要让这些人公示财产，他们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虚报谎报，二是将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假如一种制度逼迫很多人说谎和造假，我们就不应当指责这些说谎和造假的人，而是要问一问这种制度是否有问题了。假如一种制度从设立之初就能让人想到，它会被很多人不断地蓄意欺骗乃至践踏，那么我以为还是不要设立这种制度为好，无论它看上去多么合理。就像“国五条”让很多老夫老妻跑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一样，你当然可以指责这些人见利忘义，游戏人生，但这样的指责对于建立良好的制度不会有任何收获。
　　好制度贵在落实
　　好制度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制度，这话笼统地说说不难。但真正的好制度，不能只看它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还得看它是否能够在现实环境中把公平正义落到实处，如果一种制度落实不了却又打着公平正义旗号，那么它不但无助于建立公平正义社会的目标，反而会让公平正义沦为空谈。假如我们把人们对制度的不信任也作为一种道德品质不佳的表现，那么蓄意考验人们道德的财产公示制度，非但不能提升其道德品质，反而很可能成为一种败坏道德风气的制度。司马光有言，“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有人提出，尽管有庞大的腐败存量这个麻烦，为制度建设的长远计，财产公示制度还是应当及早建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宜采取自愿的方式，这至少可以让一部分官员的财产先干净起来。我以为这种做法同样没有多少可行性。如果真正出于自愿，现在的各级官员，包括那些财产来源很正当的人，多半会选择不公示或假公示。少数觉悟高的人有可能选择如实公示，但这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它会让公示者和不公示者处在一种不公平的关系之中。公示者会让人感到不公示的人有问题，而不公示的人则会认为公示者哗众取宠，甚至是对他们的挑衅和侮辱。
　　我们反腐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出一大批道德败坏的贪官。现在不少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似乎治贪腐必须自反贪官始。我相信这些人要么出于对制度建设的无知或故意回避，要么出于简单的义愤和情绪化的反应居多，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程度。抓贪官当然不是坏事，抓几个级别很高的大贪官，貌似治贪手段很严厉，能让人拍手称快。但治贪腐就要抓贪官的想法，实在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低级操作。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是，体制不变，反腐败便如农民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只会让韭菜长得越来越壮实。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反腐败问题，杜绝新腐败的发生显然要比惩治现有的腐败存量更重要。一项改革措施能否出台，标准当然不是看它是否完全容纳过去的体制弊端造成的恶果，不然的话也谈不上改革。但改革也不是清算过去的罪恶，甚至干革命也不能把这当成目的，不然革命便与历史上的一再出现的造反没什么两样了。改革的首要目的，是改善未来的制度环境，建立一种阻止腐败发生的体制。
　　财产公示，可以缓行
　　所以我认为，按政治改革任务的主次之分，放在第一位的工作不是清查和清除那个庞大的“腐败存量”，而是建立一种既能防止新的腐败发生，又能让现有的腐败存量逐渐减少的制度。对待贪官们的不义之财，应当以不使其阻碍这个改革方向作为原则，在制度设计上不必纠缠于过去的是非恩怨，更不必汲汲于报复那些在原体制下有贪腐行为的人，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制度建设。
　　对于过去的贪官利用体制弊端积累下的不义之财，当然也不能听之任之。比较合理的办法是，现阶段对遗留的腐败问题继续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凡是过去的腐败官员，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只要是被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受到举报的，通过组织渠道发现的，都要做到有罪必罚。同时逐步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让组织和纪检部门逐渐淡出，将这些案子交由检察院和法院独立查办，防止两种恶果，一是官员为求自保营造关系网，从腐败中又衍生出新的腐败，把腐败案件变成“窝案”、“串案”，使反腐败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让人们对反腐败的制度更加不信任。若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增强人们对司法体制的信任，让人看到腐败存量不断减少，公平正义的制度存量不断扩大的前景。
　　这就是我为何主张“财产公示，应当缓行”的理由。现在对于反腐败制度应当如何建立，有不少人在出谋划策，比如将人大现在对财政和税收的监督权改为控制权，通过政府收支的法治化，使政府开支更加公开透明；进一步扩大新闻和民间舆论监督的空间，逐步推动地方的民主治理水平，以及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司法独立，当然，李克强总理不久提出的通过简政放权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相信，只要不是以清算腐败官员为目标，而是致力于通过制度建设逐步减少腐败存量，形成有效的反腐败体制，那么只要真正能够落实这些措施，对于克服腐败顽疾来说，都是比财产公示更为有效的办法。
　　（冯克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13年4月26日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中华学人讲座”第304讲的讲稿。）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