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自从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战略目标之后，有关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就成为一个改革重点。经过几年的努力，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通过政府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尽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国务院尽快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球危机中率先走出谷底，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在此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相关改革，在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的同时，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
　　二是按照大部制的思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从2008年开始，国务院以及地方政府推行了大部制改革。国务院虽然只推出了5个大部，但应该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地方的大部门制改革中有明显的突破，如广东顺德和杭州的富阳。特别是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试点，将原来党政41个机构整合为16个，形成了党政统筹的组织架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以及党政一体的高效运转机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顺德的改革模式，已经在广东的其他一些地方得到了推广。
　　三是在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近年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思路，归并政府的职能，尽量做到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管理，避免职能交叉、重叠，遏制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通过改革，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得到了加强，加快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在解决民众普遍关心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我国已经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还比如，截止2012年，我国基本医保已覆盖96的人群，已跨入具有全民医保制度国家行列。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群已超过7亿人。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几年来，经过数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大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规范性、公开性等也大大提高。特别是全国2800多个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许多行政服务中心，集服务、管理、资源整合于一体，大大提高了行政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
　　四是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08年我国制定实施了政务信息公开条例。随着这一法规的贯彻和实施，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被提上了重要议程。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各种形式，强化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加快了阳光政府建设步伐，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网络问政、政务微博的崛起，极大地调动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并在监督公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优化纵向行政层级结构。从2008年以来，本届政府大力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在全国的近一千个县推行财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并选择了一些地方同时进行行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通过改革，提高了县域政府的财政能力，加快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步伐。
　　六是政府绩效管理有了较大的改进。近几年一个重要改革举措，就是加强了政府绩效管理，试图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考核方式。这期间，不仅建立和完善了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指标体系，同时也加大对公职人员的行政问责的力度，突出责任政府建设。经过不懈的努力，目前我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规范政府管理和运作、约束公务员的施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是制定事业单位改革总体方案，并逐步在全国启动事业单位改革。本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制定了事业单位整体改革方案，并计划在2015年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推进事业单位内部人事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以及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从2009年起，中央就选择一些地区进行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试点。目前分类改革已经全面启动。
　　在充分肯定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后，行政体制改革无疑将成为整个改革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解决三大关键问题：一是公共治理的模式转变与政府结构的优化；二是公权力的运行和控制；三是官员选拔过程中党员和公众发挥作用的制度性提升。具体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对政府的横向部门设置，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更大的整合，使政府的部门设置更加科学合理。首先应集中精力制定新一轮大部制推进的整体框架，明确改革的思路和方向。重点应解决部门分工过细、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过于分散，决策、执行、监督功能不能有效分离等。
　　二是理顺政府权力，转变传统的强政府治理模式。通过理顺、剥离、转移等方式，对政府的微观职能进行削减或转移，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强政府的格局，真正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的多元治理结构。
　　三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自主管理权限。要改变目前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不匹配、不合理的格局，按照各级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开辟新的税源，结束已经走到尽头的地方土地财政。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之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要最大限度缩小专项财政转移的项目，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这一顽疾。
　　四是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应通过改革，加大阳光政府建设的力度，使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应采取措施，清除和抑制灰色权力地带的蔓延，对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进行坚决清除。应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改革，可以先在新提拔的官员中实行这项改革，以此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五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建立严格的官员问责制，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加大治官的力度。要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与此同时，要加快官员选拔制度的改善，使人民群众在官员的选拔、监督、评价过程中，有更大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