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公共政策的调整非常迫切

　　我觉得中改院这次组织研讨新型城镇化的问题非常好，主题前卫。我简单谈三点认识和体会：
　　一、城镇化是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未来共产主义是消灭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样的“三大差别”的社会。换言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三大差别”。可见，我们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就一定要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这项任务。但是，问题严重的是，由于生产现代化的发展和全国城镇化的实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尽快地完成这一任务，所以，我才说城镇化是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迫切任务。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主要是“苏联模式”。列宁、斯大林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实现工业化，采取了用“城市进攻农村”，也就是剥夺农村、剥夺农民的方法。结果是，工业化确实实现了，但并没有消灭城乡差别，客观上反而加深了城市和农村的分裂。可以说，苏联走的不是消灭城乡差别而是扩大城乡差别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在发展工业、发展城市时，没有顾及到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进步，而是挤压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空间，使城镇化率始终在低位徘徊。所以，当我们是六亿人口时，有五亿农民，八亿、十亿人口时，有七亿、九亿农民，乡村人口总是占了绝大多数。事实说明，我们在消灭城乡差别这个问题上，是很落伍的，欠了很多账的。
　　直到今天，我们在消灭城乡差别方面，认识也还没完全到位，“苏联模式”还留给我们很多的后遗症。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看到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现在集结了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内需拉动、分配政策改进，以及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等众多问题在内，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统筹发展全局的问题。
　　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可供我们借鉴的一些基本经验。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我作为公派留学人员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政府系学习公共行政和人事管理一年。那一年间，我走了一些地方，刚好了解了一些英国城乡的情况。英国作为发达国家，当然已经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了的国家了。比如说，大学的教授多是住在乡村别墅里，有很气派的后花园，他们而不住在城里，挤在狭窄的空间里。作为中产阶级，谁愿意住在城里，只有穷人才住在城里，每时每刻与拥堵的交通、混浊的空气为伍。城市的生活质量很多地方反而不如乡村。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我认为有三个特点，也就是它同时造成三个不同的区域存在：一个就是典型的大城市，第二个就是中小城镇，第三个就是乡村。大城市经济力雄厚，地位重要，但区域面积其实并不大，大量的还是中小城镇和乡村。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并没有消灭乡村，一方面，农业是消灭不了的，就是按照三次产业结构来说，发达国家也要占到5。农业生产需要占很多地的，所以尽管只是5的产值，农村占地也是很大的。所以，我感觉怎么来定义城镇化？城镇化不是都是大城市化了，都没有农村了，而是大城市、中小城镇和乡村三者并存，而且，后两者居多、居大。当然，另一方面，城镇化时代的乡村，不是农业文明的乡村，而是农业工业化，农业市场化，农业服务现代化的乡村，所以，尽管它不是大都市，但是，它和大都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无非楼没有那么高、那么密，车辆没有那么多、那么拥挤，然而，乡村和大都市已经均质化了。因此，搞城镇化绝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提升农村的水平，美化农村的面貌。
　　我认为，城镇化的定义更应该着眼于人，就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达到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社会化、法治化、公平化的水平，而不管他住在城里还是乡村。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把传统的农村，改造成为“五通”，通水、通电、通气、通网（网络化）、通路；另外，还要达到“四平”，即四个公平，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这四个主要方面都和城市是平等的。这样的农村和城市又有什么差别呢？就没有差别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农村的人想往城市里跑，而是城里人愿意往乡村跑。我们国家现在沿海有些地方，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从欧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验看，我们国家搞城镇化建设要“三位一体”。一定不能只搞大都市化，而要着重于中小城镇化和农村城镇化，特别要把农村提升到城市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几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很好的战略方针，不要因为现在提出要进行城镇化建设了，就把它遗忘了、扔掉了。其实，二者可以衔接起来。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它实际上搞的就是农村的城镇化。因此，一定不要放弃新农村建设。
　　三、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实质和当务之急在于公共政策调整。在当代，国家进行任何一项建设，都要靠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进。中国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和财政上的投入以及物力与人力上的投入相比，应该说首先更为重要的是靠公共政策的投入。我说个例子，20多年前我在国外和英国人说起我们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别、农村人不能随意进城，城市单位人有公费医疗、而农村干农活的农民没有时，他们都感到非常不理解，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简直不可容忍。但是，过去由于我们是出于维护城乡差别和城乡之间鸿沟的需要，所以我们却能堂而皇之，坦然接受，安之若素。现在，如果这样的政策都不调整，城镇化还能进行吗。
　　今天，用“以人为本”的眼光看，这样的规定当然不对。我们搞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连人的普遍公平、自由的权利都不讲，分城里人的权利和农村人的权利，而且二者有着巨大的反差，那就没有必要进行城镇化了。所以搞城镇化建设，首先要进行公共政策调整。现在，需要进行公共政策调整的地方还很多，比如，有的地方招工只招本地户口的，不招外地和农村户口的；本地人的工资收入比农民工高、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里不能入学读书等。又如，在城市管理方面，离开管辖的区域面积、人口数量、产值高低的情况，一味固化原有的副省级市、地区级市、县级市、乡镇等行政区划，也会妨碍城镇化进程。
　　要搞好公共政策调整，必须进行精心设计。现在，我们都强调要实行“顶层设计”，这是很好的思路和理念。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搞城镇化建设，公共政策的调整成为当务之急，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那么，这就要对城镇化建设的政策进行通盘考虑，就要进行城镇化建设的政策上的“顶层设计”。
　　我就讲这些，谢谢！